摘要：《琵琶记》被称为“南曲传奇之祖”，其形式新奇，情节紧凑，曲词美好，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而写作的时代背景及高明的阶级局限性促使高明塑造了一系列心理活动复杂而有鲜明特色的艺术人物形象。除了蔡伯喈外，赵五娘形象的塑造除展现了故事情节情与理的纠葛，而大团圆结局也是对赵五娘自主精神的赞赏，深藏着高明对幸福的肯定与向往。

　　关键词：琵琶记；高明；赵五娘；纠葛

　　中图分类号：I23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7-0011-01董每戡先生在《五大名剧》中提到《琵琶记》被人们推崇为“南曲传奇之祖”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形式新奇，并在思想、艺术上有特别高于时剧的成就；二是词曲美好，情节紧凑，并创造了心理状态复杂而鲜明的艺术人物形象。将赵五娘置身于荒乱与科举的特定叙事环境中，将其塑造成符合封建伦理道德、集忠孝节义品质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高明对女性争取幸福的自主能动性、人性美及自由意志的肯定。

　　一、赵五娘的三次抉择

　　《琵琶记》的叙事构建了一个合乎伦理规范,合乎社会秩序，具有能被社会规范接受和管理的女性形象——赵五娘。首先高明生活在天灾人祸的元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加重，这种生活经历促使他为《琵琶记》设立了荒乱的背景，为全戏设置了铺垫，使蔡父主张科举改变人生观念、赵五娘困苦的生活及其受生活所迫上京寻夫更有现实依据，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次，高明辞官归乡，目睹战乱纷争，作为臣子空有大志却不能实现的苦楚，促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对科举制设置的初衷与现实作用之间的思考，因而有了蔡伯喈中举和牛小姐的政治婚姻与赵蔡爱情的冲突与抉择，用婚姻冲突展现了高明对科举、现实及人生的思考。

　　在《琵琶记》叙事中，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经历作为两条主线贯穿全文，甚至形成对比，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当蔡伯喈经历“三不从”“三被强”时，赵五娘也针对局势变化做了她的三次抉择，这些抉择也将故事推向高潮，凸显创作主题，高明则在剧情的冲突的发展和解决过程中展示了赵五娘的美好。

　　第一次抉择——是否支持蔡伯喈上京赶考。当蔡父要求新婚的蔡伯喈上京赶考时，蔡母表现出反对，而赵五娘虽愁苦新婚离别，但想到蔡伯喈的才华和蔡父的意愿，她支持夫君赶考，但在送蔡伯喈启程时又用《孝经》劝蔡伯喈念及夫妻情分及家中父母应早去早回，这次抉择主要展现了赵五娘的孝。

　　第二次抉择——是否抛开封建约束上京寻夫。当荒乱造成生活困苦，赵五娘毅然承担起照顾公婆的重担。即使吃糠咽菜也孝敬公婆，当蔡父悔劝儿上京赶考，劝赵五娘改嫁时，要“生是蔡郎妻，死是蔡郎鬼”，不愿另嫁，在蔡父死后，用手刨坑埋葬蔡父，也坚持不离不弃，并做出惊人举动——上京寻夫。女性主义借鉴福柯“微观权力”概念分析施加在女性身体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发现社会对女性身体和行为的规范远比对男性严格，认为文化礼仪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压迫。正如巴特克所言: “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赵五娘用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身，并用行动坚守了节义。

　　第三次抉择——在蔡伯喈陷入两难的情况下，面对婚姻如何选择。在第三十四出“寺中遗像”、第三十五出“两贤相遘”、第三十六出“孝妇题真”、第三十七出“书馆悲逢”中，显示了赵五娘对蔡伯喈的深情及认夫过程的曲折，当赵五娘沿路弹唱乞食到京城，试探蔡伯喈真情并得知蔡伯喈深陷两难境地时，纵然万般不舍，毅然选择成全皇帝赐婚的蔡伯喈，千辛万苦的护着丈夫，并将君主的意志置于个人之上，主要凸显了忠君思想。

　　二、情与理的纠葛

　　在《琵琶记》中，高明将赵五娘塑造成符合道德标准的女性形象，董每戡先生认为赵五娘在抉择时的表现“既不是愚，也不是弱，相反地是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方能办非常人所能办的事”。而、赵五娘的这些抉择显示了情与理的纠葛。

　　首先，赵五娘在抉择时显示出的人性挣扎与自主能动性。她生活在“三从四德”的年代。“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的需要，是维护父权、夫权、家庭( 族) 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女性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鲁迅揭示了父权制伦理文化压迫与压抑女性千年的黑暗历史，她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头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正是在这种文化熏陶下，赵五娘却没有盲目遵从封建规则，而是保持了可贵的清醒，面对问题能够自主分析，权衡利弊，遵循大义，女性的自主选择性得到了肯定，也为大团圆结局的出现做了情感铺垫。

　　其次，时代和高明自身的原因造成了赵五娘人物形象也具有局限性。在《琵琶记》中，赵五娘生活于一套早已被设定好的陈旧的观念体系中，生活在一个被设定的世界中，其身体对世界的感觉以及认知也被预先设定。从科举的历史看，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不大。高明是个封建士大夫，有浓重的封建思想，但是看到封建政权的残酷与无情，对人们的同情与自己却无法改变的无奈，导致自身的矛盾与彷徨，也导致了赵五娘这个人物在的局限性。

　　在封建社会，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道德层面，男性都占有更多的优势。男权社会只肯定女性的“母性”、“女儿性”身份，而回避男权社会压抑的“妻性”，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别的荒诞偏见和残酷压迫的写照。鲁迅先生写道：“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正是由于男性控制了话语权，女性失去了欲望表达的冲动与可能，最终使女性“不能发音”或“陷于困境”。但福柯认为：“有权力必有抵制存在。”面对科举，赵五娘不是一味推崇，而是从女性的角度话出了科举对家庭的影响，劝诫蔡伯喈对科举持理性认识；在“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和“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的情况下，她抛开封建条框约束，抛头露面卖发葬公婆、寻夫，展现了她在困难面前将人性置于封建教条之上，并坚持对幸福的追求；当面对皇帝赐婚而另娶妻室的丈夫时，她未自我放弃，而是寻找幸福的可能。但是这三次抉择虽是赵五娘对当时封建教条的试图反抗，但均未冲破封建的樊篱，最后都与封建思想做了妥协，最终形成了二女侍一夫的结局，展现了人物的局限性。

　　《琵琶记》中赵五娘的面对抉择时的自主能动性与自身局限性形成了最爆裂的冲击，也成就了最温柔的小团圆。赵五娘对现实、人性的认识不断深刻，她在抉择时的自主能动性也在不断增强，而面对封建道德最高的象征时——皇权时，她却一改以往的决绝，屈服于二女侍一夫的安排，促成了全剧由蔡伯喈造成的负心故事能够得到和解变成名利双收的团圆故事，展现了高明对幸福的肯定和期盼，虽为赵五娘安排了归属，但面对内心对现实中情与理的追问未得到很好的答案，亦无法化解二者的冲击，突出了论文答辩其心中复杂的情理纠葛。

　　参考文献：

　　[1]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41.

　　[2]黄华.权利，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批评[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0.

　　[3]黄竹三,冯俊杰.六十种曲评注·琵琶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4]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75.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9.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1.

　　[7]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