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相生产生的音律相互所构成的和弦，与五声音阶性的旋律风格比较和谐，因它们都是由纯四、五度音程组成，并所有的二度音程都是大全音。它们谐音之间的共同谐音比较多，所合成的结合音列之基音，都比较靠近和弦的根音，所以和声的协和性相对比较好（详见谱例7中连线之间的共同谐音）。

　　谱例7

　　设谱例7以C宫均上的Ⅱ级D和弦为例（见谱例6中第3个的D、E、A和弦），它们三个基音上的共同谐音的二个基音是A和E，（见谱例7中纵向相连的共同谐音）在频谱上这些共同谐音离和弦的基音相距二个八度而非常近，它的合成峰值比较高，而仅次于基音的峰值。

　　共同谐音距离和弦基音越近，和弦的协和性越好，这是笔者在研究各种纯律音程的协和性能时，所得到的普遍规律。郑荣达：《结合音的新概念》，《乐器》1987年第3期。 虽然这类和弦中，它有一个大二度音程，但形成的不协和因素e4和#f4频率高，并离基音比较远，不协和因素似乎可以忽略，但性质上仍然属于不完全协和和弦。这样的和弦在应用时，音区选择高些，或者将大二度放在高声部，协和性能会更好些。

　　又因为其共同谐音的基音A和E，与C宫均中的D正好是五度律关系，比较纯律音阶中的A和E，却要高出一个普通音差，恰与五声调式旋律中的A和E音律完全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调式多声部音乐中，采用四五度叠置的和弦，其不协和性不那么突出，风格又比较三度叠置的和弦要好得多的客观原因。由此看来，在和声的实践历程中，主观评价所得到的理论认可，总是有一定客观自然的物理基础的。

　　这类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特色的和弦形式，虽说已得到应用和实践的验证，但从理论上还尚未建立起一种完全的理论体系。因为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所以像功能识别、和弦的准备、和弦的解决、声部连接等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还待进一步加以探讨。

　　以五度为框架的四五度叠置和弦一旦转位后，它有可能成为另一功能含义的和弦，因此这类和弦有它的二重性。例如谱例6中，第1和2或第3和4等相关联的两个和弦之间，它们可视为互为转位和弦或上、下属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研究三和弦时，已了解一个大三和弦的下谐音列，总是与根音为同名律名的，都是相隔根音为八度来给予根音支持的，这种支持对明确该和弦的功能所属是极为重要的。

　　根据以上理论，也可以来分析谱例6中第1和第2两个和弦的下谐音列情况，以明确这两个和弦的功能属向。以上讨论的D、E、A和弦，究竟是Ｃ宫调式的主和弦还是属和弦呢？建立在Ｃ宫音上的这一非三度叠置的和弦形式，它的下谐音列是Ｃ1、G 、c等三个基音，两个Ｃ加－个G 音，不难看出两个Ｃ是主要的，ｇ只表明这个和弦的功能具有二重性。因此，它在和声功能的进行方面，最适用于主功能。其中第一个和弦形式，可以视作是原位和弦，这就是四、五度叠置和弦的基本形式。从第一个和弦转位后产生的第二个和弦的下谐音列是Ｃ1、C、G 看，它的功能属向还是应该归为主功能，只能视它为前一和弦的转位。只有在四部和声中，低音八度重复音为G时，才有属功能的倾向。

　　以上分析的方法，例6中第5、6的g、a、d为结构的和弦，其下谐音列为G1、D、g，显然应归为属功能。在C宫调式内，不能以F为根音组成下属功能的和弦的，因第Ⅳ级F音在C宫均内属偏音，一旦强调了这个F音级或和弦，就很容易会引起离、转调。因此，在C宫调式内，下属功能和弦只能以第3、4的d、e、a或者第7、8的e、a、b二种和弦充当了。

　　以上列举的是宫调式的功能属向问题，不同调式的情况可以此类推，可视下谐音列的基音为依据。

　　在我民族调式的和声应用中，也有用以四度为框架的非三度结构和弦，但这种和弦的任何一种结构形式，都存在一个小三度音程，前文也介绍了五度相生律的三、六度都是不协和的，所以，这种四度框架的和弦，如作为需要具备一定稳定性的主、属和弦基本形式是不合适的，如做为对比性的不协和和弦使用，则另当别论。

　　以上这是从律学的角度来理论的。实际以四度为框架的非三度结构和弦，的确在协和性能方面，远不如以五度为框架的非三度结构和弦。

　　后记：本文的初稿，是笔者1963年于武汉本科学习阶段撰写的论文《论和声的音响》中的第三章全文。第二稿1978年于郑州修改，曾在1979年武汉召开的《第一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上宣讲发表，并在“湖北艺术学院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办公室编《和声学学术报告会论文汇编》上被入选。现本文是在原文基础上做了较大修改而成。今本文是做为湖北省教育委员会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和声的声学基础》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在此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