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第一次说到偷是“我”和少年闰土谈到夏天在瓜地看瓜的情境。闰土说:“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这一个被叙述的章节展示的是农村社会的纯朴民风。尽管鲁迅对乡土的书写走的是灰暗路线,但在个别情境中,仍可以找到别有意味的景致。这么淡然的一笔,与后文所写到的不同性质、不同场合的偷窃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读者在深重的阅读中找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或许,在鲁迅的内心世界有一个梦,但由于意识过于清醒,梦很快就化为了泡沫。
而真正将偷窃行为作为反面例证来写并且在小说中不断强化和突出的是对目下的故乡社会的描述。第一个偷窃的对象是由母亲转述的群体性行为。很多来看木器的,总是顺手牵羊。小说虽未使用“偷窃”的相关字眼,却显现了乡土社会民众精神底线坍塌的景象。尽管经济的落后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对此行为进行解释,但即使找到了借口也不能从本源上解决问题。从母亲的转述中可以推论,在乡土社会,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民风。“在家庭、邻舍和自由的团体中,人际关系产生于相互的承认。当市场成为宰制的力量时,互相承认的关系便告瓦解。在承认中所经历到的自我尊重屈服于公开的市场价值。”②那么,从最初闰土对动物的设防到当下人对人的设防,民间自身群体性解体和变更的速度已然异常迅猛。因此,不妨做一个顺势推测,民间性因素的崩溃和解体是否意味着未来当民族遭遇危机时,民众自身所面对的繁难所在。
小说中的偷窃行为由虚笔转向实写是对杨二嫂两次偷窃行为的描述。一个昔日的“豆腐西施”残存的可供回忆的细节被其偷窃行为全面摧毁。乡村世界中女性的传统道德全面崩溃,而新的道德还来不及建立,所以,杨二嫂表演的尺度大胆而猥琐,其招摇之态将其改造得面目全非。
小说对闰土偷窃行为的描写多少显得有些吃力,作者似乎在此显示了不可拿捏的审慎态度。当然,从人物的性格乃至交往的关系来看,这一切也顺理成章。但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一笔具有决定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叙述者尚存对少年闰土的美好回忆的话,至此,所有的一切已划上句点。
三、语言的张力,能言或木讷
《故乡》的情节建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鲁迅先生人物话语的描述具备了强烈的对比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人物语言的前后性对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话语系统的对比。
小说人物在前后的话语系统产生对比的突出例子为闰土和杨二嫂。先看闰土,儿时的闰土在没有受过教育的情况下却拥有一流的口才,这成为了叙述者好感的来源。在对海边生活情境的叙述中,一切因为闰土的叙述而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实际上,如果把闰土的话语撤销之后,“我”和闰土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是空白的。从某种意义来看,语言具有诱惑性,它所展开的叙述已形成巨大的召唤力。文本中,闰土的魅力则来自于其强大的叙事能力。也就是说,语言是建构自我形象的重要手段和契机。而后文闰土所表现的表达能力的衰退更多地源于某种规则的建立。
杨二嫂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叙述者记忆中的杨二嫂是失语的。因为缺乏实际上的交往,杨二嫂仅仅成为了叙述者记忆中一个单薄的符号。而杨二嫂的再次登场却通过一览无遗的无遮拦的语言显现了她内在无比的优越性。杨二嫂的狂扫乱射和闰土话语系统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同样是语言的兴奋表达,一则为丑,一则为美。而导致语言不同美学效果的原因在于其叙述的姿态和叙述的内容。第二,在闰土失语的情况下,同样处于经济弱势的杨二嫂为何能表现得张牙舞爪?从人物生命逻辑的角度考虑,这可能源于其“豆腐西施”的历史称谓。也就是说,闰土活在现实世界,杨二嫂则活在过去的荣光中并且极不愿走出。而农村社会的悲凉就在于清醒者无力反抗,蒙昧者自以为是。此二者具有对比效应的语言表演展示了乡土社会的悲凉前程。
更具对比意义的是“我”作为知识分子却一度处于失语的状态。无论是少时和闰土的交往还是“贵为道台”以后和同村人的交往,“我”的语言都显得局促而简约。单就话语表达机制来看,“我”尽管接受过一系列教育,语言体系却并没有超过一般的乡野村民。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对比性特征,可能源于叙述者的几点思考:第一,把更多的话语空间让给乡土社会中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使其在畅快的表达中更为直接、更为全面地展示乡土风貌的转变;也就是说,“我”在此仅为“串线人物”。第二,知识分子在整体社会情境变更的状况中确乎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并安然接受了这一现状。第三,诚如李长之所言:“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③
《故乡》通过一个话语系统建构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这个独特的世界又成为了叙述者对乡土社会转型的深刻思考。
①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2页。
② [德]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③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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