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繁荣开始于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上海，作为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向西方开放通商的商埠都会，充盈着浮华奢靡的光影声色，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元素。崛起于上海的新感觉派集中表现了都市的畸形与病态，向读者展现了现代大都市快节奏的奢靡、堕落的生活情景。论文试从新感觉派文学产生的大环境入手，着力探讨新感觉派作家群在都市文明冲击下所表现出的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关照，并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欲望都市书写的深层根源。

　　关键词：新感觉派现代都市女性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310212002

　　作为现代主义思潮的独特形态，新感觉主义以其新奇、大胆、开放的特点傲立文坛。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为主要作家的新感觉派，用独特的笔调勾画大上海都市下灯红酒绿的浮华人生。新感觉派集中揭示都市的畸形，侧重强调作家的个体感受，注重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

　　新感觉派文学的产生因缘于城市风席卷下的青年陷入颓废的精神荒原。苦闷使他们开始寻找新奇的事物以充斥空洞的内心，这种混沌主义进一步促进他们对现代派小说独特表现手法的热爱，为接受日本的新感觉派提供了可能。他们兼容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感觉派”小说。

　　一、都市生活的造醉

　　新感觉派的创作题材偏重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生活场景。聚集西方文明的上海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迅速地成熟为新兴天堂，成为酝酿纸醉金迷、堕落荒淫的温床。作者笔下的人物无不与这个落寞的城市有着紧密的关联。

　　上海作为一个繁华大都市，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往往抽象成霓虹一撇，具化成男女口中的烟蒂。在穆时英笔下，大上海夜总会的繁奢常从一个微小的人物身上折射出来：

　　“‘《大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霓虹灯的高跟儿鞋鞋尖正冲着他的嘴。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1]

　　大都市的五光十色，夜幕下的男女欢歌。报童的嘴和牙齿颜色的变化反映着霓虹灯的变幻，折射出一幅都市人花天酒地纵情享乐的情形。这种将人物与场景变化综合起来的描写起到了绝好的表达效果，“克服了平面感，产生了如临其境的感觉，使人感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繁华与紧张跃动的气氛，加深了读者的印象”。[1]22

　　夜总会内部情景在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更有形象的概括：

　　“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

　　白的台布上面放着：黑的啤酒，黑的咖啡，……黑的，黑的……

　　得得得——得达！

　　又是黑白的一堆……全场的人全害了疟疾。疟疾的音乐啊……”

　　穆时英大量运用感觉主义和印象主义手法，上海欢歌乐舞的声色之场便惟妙惟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穆时英的笔风也给当时文学界带来了“洋场文学”的气息，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1]13

　　在施蛰存笔下的富丽上海亦不逊色，那里有“富丽的现代建筑物，这第一流的娱乐场，这光与影的构图的画廊……”（《鸥》）一切都显现富丽的气象，“每一辆车刷过一道崭新的喷漆的光，每一扇玻璃橱上闪耀着各方面投射来的晶莹的光……”（《春阳》）在作者笔下，在主人公的眼中，“金碧辉煌的建筑里面是人欲横流的生活，光彩艳丽的衣饰里面是疲惫烦恼的内心”。[2]

　　正如穆时英《黑牡丹》中舞女的自述，青年男女大多在奢侈里生活着，但“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春季的流行色，八气缸的跑车，埃及烟……”人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这种近乎迷狂的描写，充分表现了都市男女腐朽的生活状态和颓废的精神状态，反映了“在各种社会思潮冲击下贪图瞬间快乐、追求官能享受的颓废情调和精神崩溃的不安情绪弥漫一时”[3]的迷狂景象。

　　二、迷狂后的精神荒原

　　越是精彩的外表往往越是潜藏热闹后的萧条。资本主义经济的肆意扩张和膨胀，日益富足的物质条件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消磨了人的精神依靠，“繁复多元的都市文化常常让人在辨别善恶是非时进退两难，往往迷茫地随波逐流，物的快感之后又是无法摆脱的苦闷和绝望”。[4]

　　（一）无所归依的漂泊感

　　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使青年们纵欲过后迷失了自我成了浪人。“家在何处？家在天边外，家在喝醉了酒的人的鼻子里，可他又‘把鼻子留在家里了’”，[5]他们不断地寻找刺激和麻醉，但放纵、逃避却使这群“无家”的儿女们坠入精神荒原。酒吧舞场俨然成为了驰骋淫欲的集合。

　　空洞、虚无、颓废、孤独成为霓虹灯下男女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们将肉身沉湎于毫无节制的男欢女爱。仅凭一面之缘便可成就云雨之欢，这种刹那的肉欲恋爱被称为“坐在速度上面”[5]7的都市男女生活。文本中有很多直接的表现：“因为交通便利，差不多全只一两天便走遍了全国，在那孪生的小山的峰石上，他们全题过诗词……”（《Craven“A”》）

　　灵魂的虚无促使他们把异性当做消遣的对象，甚至于母子之间也再无尊卑之别：“儿子在父亲吻过的母亲的小嘴上吻了一下，差点儿把车开到行人道上去啦。”（《上海的狐步舞——一个片段》）在《南北极》中更加集中地列举了种种因欲沦丧本心的现象：“老爷好色不知养了多少女人；少爷搂着父亲的姨太太说着肉麻的情话；小姐轻浮，甚至挑逗自家仆人。”[6]背弃了传统生活的现代人在浮躁的气氛中尽情宣泄着自己的情绪，灵魂无所依附，精神注定漂泊。

　　（二）对女性物化的书写

　　与五四时代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不同，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被灯红酒绿熏染的女子成为颓废都市必不可少的角色，是颓废都市催化下的产物，亦是颓废都市的帮凶。新感觉派小说中女性形象身份多变，但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特点近乎都是无我、开放、妖媚。像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与多个异性约会的女子；《黑牡丹》中自我意识消亡的舞女等。

　　女性在作家笔下大多被物化。在穆时英《Craven“A”》中，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极尽所能。除去描写女体，便是表现女子的无度纵欲。“她们有着美丽妖冶的外表，烂熟到腐朽堕落的灵魂”，“游刃有余地出入舞厅、夜总会、跑马场、电影院”[7]等娱乐场所，“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上海的狐步舞》）在声色场所，女子俨然物化成满足男子感官需求的“尤物”，甚至沦为欲望的忠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