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大人”的荒诞悲喜剧

　　大多数小说里的主人公，要么是真正成熟的大人，要么是天真烂漫的孩子，而这部小说里的几个少年，却是试图“伪装”成成年人的孩子。这种伪装的必要性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不足之处在于，他们的成熟并不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成熟，而是特殊环境强加的成熟。因此，这样违背规律的成熟有些“半生不熟”，少年们成熟之中残留的稚气，让他们自以为了不起的青春，变成了真正成熟的成人眼中荒诞的悲喜剧。

　　以班马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曾提出“儿童反儿童”理论，认为正因为儿童身上体现着许许多多的弱，才导致儿童追求许许多多的强。因为儿童本身状态的幼稚，才产生儿童的精神强烈地指向成人化的成熟，指向窥探成人世界的实践。②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刺青时代》中几位少年主人公，“小大人”一般的姿态。

　　而之所以说这是一部悲喜剧，首先是因为小说里的成年人对这群“小大人”的态度，是放任不管、漠不关心的。而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使这些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管束、没有教养，更纵容了他们后期变本加厉的放纵，让他们沉迷于暴力的追求中无法自拔，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如石灰厂之祸，当少年们在那场血战里厮杀的时候，当尖刀刺进皮肉响起水泡翻滚的声音时，那群本应及时制止的成年人，却充当了冷眼旁观的“目击者”。“砖窑上的那几个工人……心有余悸地描摹当时的情景……那帮孩子真的发疯了，几个目击者摇着头，举起手夸张地比划了一下，拿着刀子你捅我，我劈你的，血珠子差点就溅到我们砖窑上了。”③

　　成人的这种漠视和毫不干预的态度，是他们在暴力面前本性毕露的懦弱，还是他们对少年们自以为神圣使命的不屑？或许两者都有，但成人这种置若罔闻的反常态度反映出的，正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反常。同样的事件若是放在20年后的今天，这个社会秩序相对正常的时代——围观的成年人当下的制止自不必说，相关的媒体报道、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大讨论等一定都会纷纷涌现，直至将暴力的风气从大多数少年的身体中拔除为止。

　　《刺青时代》是一部悲喜剧的原因还在于，小说以外的成年人，包括作者苏童和作为读者的我们，对于故事中的少年们所谓的梦想与事业的不屑。他们不成熟还硬要装成熟的执拗，在我们看来简直变成了自欺欺人的小丑。可是我们却又笑不出来，因为小丑表演的故事那样惨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要为这惨烈负责。

　　无论是小说中的石灰厂之祸，还是小拐在当了野猪帮首领之后的歃血为盟，都让我们觉得好笑，有必要这样地“小事化大”吗？小拐逼着野猪帮成员尊崇的种种规则、戒律，包括他一遍又一遍地尝试要在手臂上刺上一个猪头，这种用幼稚的心去适应成熟的努力，让我们哭笑不得。然而回首当初，真正站在少年的视角上反观，现在让我们一笑置之的往事，对于曾经的我们也是天大的事。我们少年时代有过的梦想，就是这样神圣，这样可笑的。

　　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苛责，他们再怎么伪装，都只是少年而已。是任性地不顾家人的阻止还硬要玩“锭铜”游戏的少年，是即使血拼还是会喊对方“汤司令、座山雕、鼻涕、一撮毛”这样昵称的少年，是热血地用拳头解决一切问题为家人“报仇”的少年，是在哥哥的尸体前啃着又甜又脆的西瓜的少年，是帮姐姐偷嫁妆却不知应该拿红布还是白布的少年……

　　他们好像很懂大人世界，那些阴暗的报复，仇恨与复仇；可是他们又什么都不懂，不懂最基本的生活百态。因为他们只是伪装的“小大人”，只是不安定的少年罢了。

　　苏童笔下写的是“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④

　　在《刺青时代》这部小说中，我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有笑也有眼泪，更多的是回望与反思。我庆幸小拐有了这样一个归于宁静的结局，终于不必担心他年轻的生命再次陨落在少年们的无知里。

　　而江南老街上这场真正轰轰烈烈过的青春，和每一段青春一样，在平淡里远去。可是小拐的刺青却永远留了下来，它烙在小拐光洁的前额上，烙在那个不平凡的少年时代里。刺青的伤痛时刻提醒着我，要记得青春无非就是这样，在从幼稚努力奔往成熟的道路上，学着适应伤痛。

　　注释：

　　①苏童：《刺青时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②朱自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③苏童：《刺青时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④苏童：《少年血·自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