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说英雄：思索天人之际

　　一个时代的英雄，代言一个时代所向往的精神风貌，也折射一个时代在思考的向度和深度。荷马和司马迁都把他们的英雄放在“人与命运的关系”这个问题域中，用英雄的意志和行动来思考天人之际。

　　司马迁把历史风云系于英雄伟业，但在演绎英雄传奇时又不得不思索是什么压制了人的主观愿望、钳制了人的强力意志。司马迁对“命运”的思考是复杂的。首先，司马迁秉承了汉朝时的人所具有的浓厚的祖荫意识，他认为祖先的天赋秉性是可以传给后代的。其次，司马迁又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对传统的天命观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再次，司马迁又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人在依靠自身努力时又离不开对“时”“势”等外部条件的凭靠。司马迁的命运观是时代的折射。面对命运这种看似强加给人的必然力量，儒家思想给了时人很大的指导：一方面强调“知命”的宿命心态安于变数，另一方面本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积极入世。[2]司马迁这样复杂的命运观必然表现在他对项羽的塑造和评断的矛盾上。一方面，他情不自禁地把项羽塑造为顶天立地、英勇难当的伟男子，但另一方面，当看到项羽将失败的原因归于“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时，又进行了严厉批评。不仅对项羽死前尚不觉悟、自责感到非常痛惜，并且非常明确地指出他失败的原因在于刚愎自用、迷信武力。

　　两相比较，荷马对命运的思考显得更单纯。在荷马的笔下，阿喀琉斯已知自己的命运，但他依然热切地投入一场凡人神共在的战争，并在死亡必将来临之前，轰轰烈烈地张扬个性，痛快地释放人性中的征服欲、仇恨与激情。在这里，命运成为一种激发人的潜能、引导人的自我认知的力量。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这样描述：“一方面，凡人的命运受制于一股外在的力量；另一方面，凡人却是能够感悟并认识到命运的本质，即世事无常、物极必反。”[3]这其中深藏着一个悖论，因为对命运的感悟与认识同时也为超越命运准备了条件，认识到命运无常，从而采取相应措施寻求常在的幸福，这便代表了人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抗争的努力。在古希腊历史与文学中，历史家和剧作家们通过他们的写作来揭示命运的奥秘，借此来超越盲目与感性，趋向清醒与理性。依循这样的命运反思，荷马的阿喀琉斯在命运来临前的任性所为，恰恰是代表了古希腊人对人的能力及自由意志认识的萌芽。

　　相比之下，司马迁似乎更能体验到人事的繁杂、处世的权变，因此，决然不会是古希腊人那般如“正常的儿童”去思考命运，其人本精神也会在复杂的语境中因重重思虑而变得沉重，甚或不如古希腊那般单纯、清亮。也正因如此，两位作者对于笔下的人物给予了不同的定位。同样是复杂多面的性格，同样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希腊作者荷马对阿喀琉斯的易怒、残暴、又温情善良的多面性格并没有过多的否定，而司马迁对于项羽呢？就是爱恨交织，褒贬不一。

　　正所谓一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作家的精神产儿，而由于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的不同，两位作者给予了两位拥有相似传奇的英雄以不同的感情定位。

　　【参考文献】

　　[1]林广译.《荷马史诗》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02）.

　　[2]李彤.论司马迁的命运观[J].广西社会科学，2004（03）.

　　[3]刘飞.认识你自己：西方历史中的人（八）[J].复旦公众史学，201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