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文化偏至论》更为直接地提出了鲁迅的“人”之理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②296“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②288“……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②295

　　《文化偏至论》虽然看起来用进化论的范式来论述西方精神发展史，然而鲁迅所关注的并不是“进化”的茫茫未来，而是“进化”的当下。这篇论文的精神，与其说是进化论的，不如说是伊藤虎丸意义上的“终末论”的。“所谓终末，并不是预想当中这个世界走向最后的事件，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在根柢上就是终末的。”③“我在讲‘终末论’时，这个言词首要意义，亦是在说鲁迅在此所获得的体验，是彻底的‘意志的和伦理的’。”①182正是在这一“终末论”意义上，鲁迅提出其“人”之理想：“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简要而言，鲁迅理想的“人”，有两个基本要素：精神和个性。所谓“精神”，不是指意识或生气，而是指“主观之内面精神”；而所谓“个性”，指的是“个”之性，即一个人独立于众人也独立于自然的那种东西。然而，究竟怎样才是一个有“主观之内面精神”和“个之性”的人呢？对照《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观之：有“心声”者也。

　　所谓“心声”，即“心”之声音，或者说“心”之话语。而何谓“心”呢？即自我，或曰真我。心所发之声，真我之言，可谓之真言：“心声者，离伪诈者也。”②301在鲁迅看来，有真言者，才是其理想的“人”：“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②301

　　这就是鲁迅之所以那么激烈地要“剖物质”和“排众数”的原因所在。“心声”唯独可以发自作为精神个体存在的“心”之中，而无论是“物质”还是“众数”，皆无“心”也。因此，如果一个时代所充满的是“物质”的“寂寞”和“众数”的“扰攘”，则“心声”绝迹，“萧条之感，辄以来袭”。②249进而言之，这种“萧条”所指向的，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发现的惊人的事实：“难见真的人！”

　　所谓“主观之内面精神”，所指的就是发出“心声”之“心”；而使一个人独立于众人也独立于自然的“个之性”，恰恰就在于其能发“心声”。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论到“心声”时说：“天时人事，胥无足易其心，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②301心中诚而后有“心声”，于是虽天时人事都不足以改变其心。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大学》中关于“诚意”的教训：“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儒学八目中，“诚意”是作为“格物致知”的结果和“正心修身”的动因而提出来的，出于格物而止于修身。然而鲁迅所说的“诚”，在这些之外，有着更多的超越性和力量，是“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的“诚”。

　　《圣经·列王纪》常用“对耶和华诚实的心”来评价列王，例如：“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④“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⑤圣经中的“诚”，是向至高者上帝的“诚”，既不始于格物也不止于修身，是人面对一位超越的位格上帝的伦理回应。相较而言，《大学》中关于“诚意”的教训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修养而不是一种伦理回应。鲁迅“诚于中而有言”中的“诚”，更倾向于《圣经》中的“诚”。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举奥古斯丁、卢梭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为“心声”之典范。此三者，虽程度、方式有所不同，然而都是在《圣经》之“诚”的意义上发各自之“心声”。虽然鲁迅推崇拜伦、雪莱、尼采等通常被视为反基督教的作家，然而鲁迅所关心的却不是他们对基督教的具体批判，而是他们对从众、虚伪等的批判。在同一时期写作的这三篇论文中，鲁迅既推崇拜伦、雪莱和尼采，又推崇耶利米、克尔凯戈尔，就表明在鲁迅看来，不论在基督教的崇信者或是非议者中，都有发“心声”之诗人存在。鲁迅所关注的，不是基督徒的身份或表面上拥护或反对基督教这些属名目之事，而是这一切背后的人心是诚是伪。后来在《破恶声论》中他更是呼喊道：“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这一立场。

　　关于如何看待拜伦、雪莱和尼采等反基督教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德国犹太裔哲学家K·莱比特关于尼采的一段精辟评论可以作为总结：“尼采的新异教，和D.H.劳伦斯的新异教一样，因反基督教而在本质上是基督教。”⑥尼采自己的话可以为之作证：

　　“……以至于就连那些一向不把真诚放在心上的人，那些在行为上彻头彻尾地反基督的我们的政治家们，今天仍以基督徒相称并去接受圣餐。对自己的尊敬和对礼法的最终感情到哪里去了？……所有瞬间的所有本能和转移到行为的所有评价，在今天是反基督教的。尽管如此，近代人仍不以用基督徒相称为耻，是多么虚伪的畸形儿啊！”⑦

　　雅斯贝斯指出：“尼采对作为现实的基督教的敌意，与尼采对作为请求的基督教的事实上的关联是无法隔离开来的。”⑧是现实之基督教会在信仰上的堕落而非基督教本身引起了尼采的敌意，使得他抛弃基督教去寻求别的出路。然而，他的新异教，恰恰是在基督教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对“真诚”、“个体”等的强调，与基督教的影响紧密相关。

　　至于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鲁迅所关注的不是其具体言论（事实上，诸摩罗诗人的言论不甚相同），而是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争天拒俗”，②249并且说到底是其“心”之“诚”。诚于中而有言，发而为心声，离伪诈，破萧条，则精神张，个性立，真人出焉。鲁迅之所以大力推荐摩罗诗人，是希望诗人之心声可以撄人心，觉大群：“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②251这是鲁迅的启蒙理想。在他那里，文学和社会、政治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