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眷村文学成为台湾文坛的一股创作潮流。在对眷村第一代的书写过程中，作家们细致地刻画了第一代眷村父亲的精神流变，展现了他们异乡变家乡的无奈，他们实际的生活窘境和对于国民党的复杂情感，以及在家庭生活中所处的尴尬处境，表现了第二代人对父亲的复杂态度。

　　关键词：眷村 父亲形象 抛弃 失败者 缺席者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了安置随行的60万军队及其眷属，政府兴建了一些临时的简易眷舍，这些眷舍分布集中，形成了一个个村落，广泛分布于台湾各地，这些村落被统称为“眷村”。70年代开始，一些作家的作品初涉眷村，八九十年代，更多作家有意识地将笔触伸向眷村，掀起了眷村文学的潮流。“眷村文学由亲历眷村生活的外省第二代作家所创作，它以小说为主题并首开创作先河，也包括散文、诗歌、电影、报告文学、舞台剧等文艺形式”。[1]在眷村文学当中，作为眷村第一代的父亲形象是眷村文学塑造的重要形象，在作品中，作家们表现了他们身处台湾、心在大陆的状态，以及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在家庭中的缺席或者与子女的敌对。作家们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父亲形象，使眷村第一代的父亲形象具有了多种言说的可能。

　　一、两度被抛弃的人

　　1949年，国民党率领仅剩的60万大军退到台湾，在这个小岛上暂顿下来。本是暂时休整，很快就会反攻大陆，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庞大的军队不得不在台湾岛上安顿下来，反攻大陆变成无尽的等待。时间的消磨和现实的变化使得反攻大陆的口号越来越弱，光复大陆的梦想更是随着蒋介石的去世而破产，国民党由原来的雄心勃勃承诺带众人回大陆，变成了安于治理台湾，反攻大陆的承诺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忠诚于国民党的眷村第一代的返乡梦变得遥遥无期。反攻无望，庞大的军队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失去作用之后，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精简政策，很多军人被裁掉，被迫离开了军队，幸存的部分老兵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更新换代过程中最终结束了军人生涯。

　　国民党曾经承诺对军人进行补贴，但是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并没有施行，离开军队的老兵由于大多文化程度较低，长期在军队没有一技之长，有的甚至受过伤，很多老兵在离开军队之后生活贫困：《四喜忧国》中，四喜一家五六口人挤在小小的眷村房子中，四喜只能当清洁工；《消失的球》中，“我”的爸爸是模范军官，始终相信眷村改建后，“党”会分配新的房子，但眷村的房子拆后十多年，他的儿子——“我”只却能住在狭窄的出租房内，“党”并没有给予任何关照。

　　眷村第一代不仅遭到了国民党的“背叛”与遗弃，还受到了部分本省人的排斥与非议。本土化浪潮掀起后，眷村人被视为国民党集权统治的同谋和既得利益阶层，受到部分本省人的排斥与敌视。就像张嫱所说：“作为外省人，更背负着所谓的压迫本省人的罪名，在一次次的选举中，省籍情结不断被挑起，深化了族群的对立。尽管族群间通婚普遍，但背负当年历史负担的外省人，仍然无法换取本省人最终的接纳。”[2]就像《失踪的五二0》中，愤怒的本省人对于本省人特别是国民党的示威与反对，可以设想外省人在台湾的境遇。

　　不仅外省人不接纳眷村人，眷村的父亲们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他们从未想过会留在这个海岛上。即使在台湾住了几年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随时准备回大陆：很多家庭的家具都是用廉价的竹子制成的，因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回大陆，离开时竹子家具扔掉了不会那么心疼。军队随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行动匆忙，家眷来不及带，所以，很多军眷留在了大陆。对于家人的思念以及中国人落叶归根的思想使得眷村的父亲对大陆的家乡都怀有深切的思想情感。《无情刀》中，圆圆爸五十多岁了还对大陆的妻子翠翠念念不忘，在电影现场看到女主角非常像自己的妻子，就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不能自拔；《花桥荣记》中，陈先生挂念大陆的恋人，致使他在去台湾的前几年一直不肯娶妻，最终酿成人生悲剧；《老爸关云短》中，即使到了台湾，老爸依然非常喜欢关东云腿，很在乎儿女对于东北家乡的态度，并自豪地宣称自己信奉的是关东教。探亲政策实行后，他舍弃台湾的家人，回到东北居住。在眷村第一代的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浓浓的乡愁，大陆是他们最大的牵挂。但是，等到台湾解禁之后，很多老兵回大陆探亲，“得以回乡探亲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在仅存的亲族眼中，原来自己是台胞、是台湾人”。[3]同时，在回乡后，自己才蓦然发现，自己记忆中的家乡全都变了，所有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异乡人，离乡的游子被自己的家乡所遗弃、所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