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传体小说诞生于18世纪初，是小说和自传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目前，对自传体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较少涉及后现代的部分。本文以后现代自传体小说《曾经沧海》为例，从叙事视角、叙事身份、叙事时间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承继与革新，以期凸显后现代自传体小说迥异于传统和现代自传体小说的叙事特点。

　　关键词：后现代自传体小说 叙事艺术 《曾经沧海》

　　约翰·巴思被认为是后现代派小说家中的活化石，他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使自传体小说《曾经沧海：一出漂浮的歌剧》（以下简称《曾经沧海》）具有了元小说得特征，如文本碎片化，人物平面化、符号化等。其叙事策略成为后现代小说创作的典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后现代自传体小说叙事艺术的基本特征，表现为：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叙事；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叙事身份存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叙事时间多元化，回顾性叙事中包含同步叙事和预示叙事。这都体现了后现代自传体小说对自传体叙事的遵从与创新。

　　一.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

　　传统自传体小说大多以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进行叙事，存在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双重聚焦。但两者存在不同的表现方式：在人物年幼时，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感官为媒介，表现为经验自我；而人物成年后以理性的思辨认知，体现为叙述自我。人物认识世界由感性到理性的变化，既是人物话语成熟的过程，又是人物成长的历程。因此，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存在的双重聚焦，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而《曾经沧海》也遵循这一特征，在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交错运用中，注重身份构建，显示人物的成长历程。

　　在小说第一幕中，作者以写实的笔触叙述了“我”的人生历程。并在唱段中以“我”的儿童视角观察伙伴施赖伯破旧的家。生于富足家庭的“我”在惊骇于这个狭窄、破败的房子的同时，却流露出对朋友拥有私人房间的羡慕。而这源于“我”对独立自由空间的渴望。

　　在“我”讲述完那段经历后，叙述者在另一个唱段中以成年后“我”的口吻责怪父母在我们年幼“同胞相争”时的不作为，使“我”和兄姐在欺侮和指责中毁坏了童年生活，扭曲了个性。这是从叙述自我的角度解释了经验自我羡慕施赖伯的原因。随后，以“我”成为父亲后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双胞胎（我和吉尔）的诞生对比尔的影响：“他绝不是一个‘坏家伙’，只是一个因为他弟妹们的出生而变成‘孤儿’的独生子。”同时批评他的父母在处理同胞相争问题上的不足，认为比尔应该获得更多的关爱。

　　叙述者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追忆性视角，使读者感受到叙述者与往事的距离。年少难堪的往事与同胞相争，透过孩子的眼睛，流露出的委屈和无助，显得格外真切；而记忆中的创伤和无法改变的现状（比尔疏离了我们），在“我”已为人父后的审视下，表露出“我”对兄姐同胞相争的厌恶和对父母教育的不满。从儿童感官的认知到成年理性的审视，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转变，增大了文本的张力。

　　后现代自传体小说在叙事视角上基本保留了传统自传体小说的特征。通过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转换，展现人物自我意识及逻辑思维的形成过程，反映出人物的成长。彰显了自传体小说在特定情境中去探索经历对于个人的意义，在发现自我中，完成自我身份的构建和表现出对成长过程的关切。

　　二.叙事身份：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具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自传体小说不具有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同一性的特征。”[2]但由于后现代自传体小说的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互相侵入式叙事，导致三者的不同一性发展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为弄清三者的关系，我们不妨划分三者的身份：作者即现实中生活中的约翰·巴思，叙述者“我”，人物主要为杰伊·斯克里布纳/杰里·施赖伯。

　　1.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我的另一个自我

　　首先，作者在小说开始前就对小说的虚构性做了说明：“《曾经沧海》‘并非我的人生故事’，为了更好地吟唱它，我忽略或者很少唱响其他主题，并对它肆意改编，以符合我的创作目的。”并且在小说叙事进程中，作者还不时跳出来强调：“尽管（《曾经沧海》）在风格和形式上属于自传，但本‘序幕’与紧随其后的歌剧实际上都属于小说：一个我的人生故事，绝非真实的我的人生故事。”

　　作者的介入叙事，使他逐渐成为书写的主体，控制着写作过程。他既成为故事中的人物，又与叙述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叙述属于真实的叙述层，但时断时续。

　　小说中的人物巴思的好朋友——杰伊·斯克里布纳/杰罗姆·施赖伯。作者在小说中经常提到“我的另一个自我”，乍读小说，读者会认为这就是杰伊·斯克里布纳或杰罗姆·施赖伯，但实际上，他们在不同语境下蕴含着不同的含义。在序幕中，作者指出，“杰罗姆/杰里/杰伊，施赖伯/斯克里布纳：本地的加百列，吹响最后审判之号的号手……”在注解里，译者解释道：施赖伯，原文为德语词“Schreiber”， 斯克里布纳，原文为德语词“Scribner”两者都译为“写作者”。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杰伊·斯克里布纳/杰里·施赖伯这个能指在不同的叙事片段中可以指向好几个所指：有时是作者虚构的一个朋友，有时是叙述者“我”的童年玩伴，有时又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但在巴思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正如叙述者同吉尔谈论杰伊的专门唱段，说道：“但是我现在开始明白杰罗姆·施赖伯代表什么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故事中：一切虚构之母。[1]并且作者还在第二幕的唱段中直言不讳的转述杰伊的话：我是个虚构的角色。

　　人物具有的多个所指功能使人物成为一种符号，这是后现代小说的一大特征。由于人物具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小说中扮演了多个角色，使作者和人物互相进入彼此的世界，巴思就生活在文本世界里， 直接和人物进行接触。“施赖伯”既是巴思创造的另一个自我，又是巴思的叙述接受者。作者巴思在作品中不时跳出来向读者介绍他的写作意图和构思，同时小说中的人物“施赖伯”也参与了文本创作。但是，人物的这种创作不是原创作，而是作者巴思的设计与想象；小说中的人物还参与阅读巴思作品的接受活动，不时跳出文本，对他的创作评头论足， 甚至还建议作者该如何安排情节等等。如在序幕中，杰伊就建议我“该转身了，同志……”而巴思有时也会根据这种反馈或建议进行修改。由写作——阅读反馈、建议——修改的历程，其实是一种再创作过程。

　　从文本中可看出，施赖伯是作家虚构的的声音，而且是能和“我”直接交流的人物（另一个自我）。施赖伯有较强的叙事权威，他既熟悉真实作者、叙述者的内心思想，又了解故事的过去和现在，还能预测将来，具有全知叙述者的功能。正如作者在第二幕里指出：我虚构杰里·施赖伯/杰伊·斯克里布纳这个人物，主要是出于情节推进的需要和歌剧的框架。“他的存在是对自传体写作的一个监控和协调，是对作者生活和历史的局外人视角，他的历史映照着作者本人的生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