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者细读徐迟的《江南小镇》，从“求真意识”、“求善价值”、“审美理想”方面洞察、解析徐迟晚年的传记，诠释《江南小镇》创作中以“真、善、美”为内涵的审美价值追求，感受徐迟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人格、情感倾向和理想志趣。

　　关键词： 《江南小镇》 求真意识 求善价值 审美理想

　　鲁迅高度赞赏文学的“真善美之合一”的创造理念[1]，并且是这一理念的伟大实践者。传记文学作为认识活动，以内在尺度创造艺术真实，要求是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传记文学作为实践活动，创作探索伦理问题，其核心是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传记文学还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形式创造，为饱含真情实感的形象“造型”，使之成为艺术文本，呈现美的境界，体现为“文本升华”。《江南小镇》是徐迟晚年撰写的，记录了1914—1949年间经历的567000字的传记，这部“托付着徐迟固执的纯真与残存的理想”[2]的《江南小镇》，不仅在徐迟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视界中也有独特价值，然而学界还没对其加以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从作家的求真意识、求善价值、审美理想方面洞察、解析徐迟晚年的传记，诠释《江南小镇》创作中以“真、善、美”为内涵的审美价值追求。

　　一、《江南小镇》中的求真意识

　　传记文学创造首先是理解、反映和阐释对象世界的认识活动，认识活动的价值取向是以“理性”求“真知”。具有“真实性”的品格的作品，能让读者产生信任感及认同感，并为之所吸引、所感动，从而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应该说“真”是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的基础。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曾基于创作经验断言：“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3]

　　徐迟在动笔写作《江南小镇》之前，曾就如何达到“真”的问题，和提倡“说真话”、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著名老作家巴金交谈过一次，最后选择了《忏悔录》的写法。《江南小镇》通过第一人称写作，作者自己直接站出来倾诉内心的想法，把赤裸裸的自我真实地袒露在读者面前。自传开头“因为我之出身”，有着救贫理想的父亲便毁家兴学，“以至于倾家荡产，从此便一无所有了”。徐迟此时的忏悔只是真实地向读者袒露自己内心的矛盾，让读者理解自己当时真实的心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矛头指向二十世纪初那个政治动荡、政府腐败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徐迟参加心仪向往的抗日行动失败而又无力回天，借读于贵族化的燕京大学，开始“还觉得不安，罪过，但很快地习惯了，渐渐也无所谓了”，进而忏悔“我本该有点出息，但很不争气，我未能尽一点点力，竟退回到了原地，甚至比原地还更后退了一些”，因为“在燕京时，对国家大事越来越淡薄了，在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下，连七月底北京的沦陷也没有怎么震动了我们这些大学生”。徐迟在这一时期的忏悔意识体现了作者自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而自己又无力解决的痛苦，流露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剧情愫。

　　弗洛伊德指出了一种所谓“沉默的罪恶感”。弗洛伊德说，这种罪恶感“是沉默的；它没有告诉他是有罪的”，而这个人也并没有意识到“有罪”，因而面对这一罪过他常常保持“沉默”，而这恰是罪恶感和内疚感表现出的“症状”[4]。在《江南小镇》第四部第十二章中徐迟描述了自己对杨刚之死的态度。杨刚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作家，文笔挥洒自如，正直不阿，和徐迟建立了坦率的友谊，达二十七年之久。1957年，她在反右运动中服了大量安眠药，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我因为没有能和她告别而格外地伤心，我对她的死保持了沉默，萧乾对我的沉默是非常不满的，我也知道”。徐迟用“伤心”、“沉默”、“不满”刻画出自己不曾替她讲过一句公道话、为自己的明哲保身而深感内疚。50年代以后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逐步地在环境压力之下放弃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捍卫，屈服于强势的压力。在那个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对杨刚的死讳莫如深，缄默是很正常的悼念方式。徐迟在此时的忏悔意识不仅是自我解剖，而且看到了那个年代中国文人们的软弱，进而反思、批判那段历史。

　　正如杨正润所说：“忏悔话语中都包含着价值准则和道德判断，包括自我批判的成分；但是对任何忏悔来说最重要的是说出事实真相。”[5]像这样道“真”写“真”的例子还有很多，《江南小镇》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段段“真”的历史。徐迟注重对主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以丰满而独特的语言表现处于历史进程中的自己，以真实、自然、正确和切实感染读者。就像作家李乔于1991年7月21日致徐迟的信中由衷地说道：“您为自传或回忆录这项创作开拓了一个新天地。……这一类作品大都有一个模式，只写好，不写坏，偶有涉及他人之处也很简略。……《江南小镇》突破了这框框，再现时代风云，再现过去的生活，‘我’的一切便真实可信了，有动人感，立体感，史诗感。”[6]

　　二、《江南小镇》中的求善价值

　　传记文学本身的“善”的价值不是说它只能表现善的人与事，而是作品在描写善恶的时候所体现出的伦理判断，以及它所激发的感情符合善良的人性。鲁迅在谈到“真善美”作为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时，曾把“善”置换成“前进”一词，即有利于社会前进或进步的意思[7]。这就把“善”的内涵具体化了：善的价值、高尚品格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善的终极价值体现为人文关怀。

　　所谓品格高尚，蕴含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守望与追求，以及对丑恶、腐朽和阴暗事物的拒斥。在《江南小镇》第二部第三章里出现在徐迟父亲的葬礼上的张希伯，“我们觉得他在假哭，他刚哭过了，转过身子，就指挥这个那个去办这样那样的事，非常神气，好像今后的世界属于他了。”借徐迟父亲的“善”来伪装自己的“恶”，成功继任贫儿院院长。在徐迟的父亲过世后，他便撕下了伪善的面纱，先是为了区区八块银元卖掉了东翼台上的那架在节日时为孩子们带来悠扬琴声的钢琴，后又把诗人一家撵出到洗粉兜二十号那座矮小、湫隘、残破、暗淡的房子里去了，试图将贫儿院作为私人财产据为己有，徐迟称他为“矮脚狗”（谚云：“矮脚狗肚里疙瘩多”）。与张希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徐迟的母亲，丧夫的痛苦，繁重的工作和贫困的生活并没有压垮那“坚定、倔强、韧忍、有骨气”的母亲，也许正是困难给了她力量，她毫不示弱地顶着，继承了徐一冰先生的救贫理想，哺育了一大群嗷嗷待育的贫儿。读者从徐迟那寄寓着褒贬的笔致里，看到的是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强烈对比，听到的是对丑恶行径的谴责和对美好人生的呼唤。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唯有包含这样的价值取向的情感，文学创作才会以抑“恶”扬“善”，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孙犁说：“优秀的作品总是因其高尚人格的投放而产生。”[8]《江南小镇》中对社会生活的伦理判断和情感表现，实际就是徐迟的人格投放，是在其创造的艺术世界中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人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