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戴·赫·劳伦斯是英国现代派大师。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也独具风格。《菊花的幽香》就是一个短篇力作，代表了他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技巧，是劳伦斯创作特色的集中体现。作为现代派大师，劳伦斯注重的是对人的心理的挖掘，追求的是心理现实主义。短篇《菊花的幽香》无疑是一部心理小说，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劳伦斯对人的两个自我“身躯的自我”即非理性的与“社会化的自我”即理性的自我所进行的探索，揭示了人的理性的局限性。

　　关键词：心理小说 人性论 身躯的自我 社会化的自我

　　一、心理小说

　　戴·赫·劳伦斯 （D·H·Lawrence， 1885-1930）是英国现代派大师。他的小说创作汲取了欧洲文学的优秀传统，熔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于一炉，创造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现代主义小说。劳伦斯不仅以长篇小说和诗歌而闻名于世，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也独具风格。《菊花的幽香》就是一个短篇力作，代表了他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技巧，是劳伦斯创作特色的集中体现。其主题意义已经被众多评论家从多种角度加以分析过。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寻到了近年来关于这个短篇的评论文章，发现就主题而言，多集中在对现代工业机械文明的批判之上。但笔者以为，正如劳伦斯所言：“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感到我真正关切的是发生在个人内心深处的变化……社会的大变革会使我感兴趣，会给我带来麻烦，但社会的大变革却并非我所关心的领域。”[3]也就是说，对劳伦斯而言，他所想要聚焦的是人的内心情感变化，而非对社会变革本身的批判。劳伦斯认为，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影响是心理的，在散文《论做人》里他指出：“今天，一切折磨都是心理的折磨，都发生在大脑里。”[4]因此，劳伦斯注重的是对人的心理的挖掘，追求的是心理现实主义。

　　二、劳伦斯的人性论

　　劳伦斯对于人的理解是基于和谐两性关系上的二元论。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自我。其一是我们的身躯……这身躯有其非理性的同情心、欲望和激情……其二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自我，‘我知道’我是谁的自我。”[5]也就是说，这个身躯的自我，它是非理性的，虽然存在于我们体内，但我们却无法最终去认识它，难以用理性去加以驾驭。而另一个自我，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化的自我，往往是理性的，它“和言善面，合情合理，聪明复杂”。[6]劳伦斯的这种二元论，是受西方传统的影响。从柏拉图时代起，人就有精神与肉体之分，但有所不同的是，高扬灵魂的精神性，而贬低肉体的需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道：“当灵魂的其余部分，如推理的和人性的统治力量，都已睡去，我们内心的野兽在酒足饭饱之后，起身抖掉浑身的睡意，开始肆意妄为；在这个时候，在一个人告别了羞耻感和理智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在他的想象里，他可以与母亲乱伦，或与男人、神或兽苟合，或犯下杀父母罪，或吃下禁果。总之，没有什么行为对他来说不太理智或不体面。”[5]随后的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是柏拉图的二元主义进一步宗教化。在基督教看来，人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上帝的，这样人的肉体就是工具性的，而这肉体又因为带有原罪，因此人只有压制肉体的需求与欲望，才能通往上帝的天堂之门。但是，正如卡尔·荣格所说：“由于过分强调精神而忽视肉体的存在，那么人就丧失活力和生命力，也就是说在‘白色的世界’里一切都只有荒芜和腐烂变质。”[6]劳伦斯也意识到了这行将覆灭的传统基督教文化已经使人变成一具具干瘪而缺乏生命力的行尸走肉，他痛恨这种文明，虽然知道人类有着丰富的情感，却赋予人的本能与情感以羞耻、恐惧和堕落的意义。所以，他提出了首先用情感，其次再用大脑去思考，希望在非理性的与理性的自我之间求得一个平衡，而这股平衡的力量，在劳伦斯看来就是男女之间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短篇《菊花的幽香》集中体现了劳伦斯对人的两个自我“身躯的自我”即非理性的与“社会化的自我”即理性的自我所进行的探索。

　　三、两个自我的矛盾斗争

　　《菊花的幽香》作为一部心理小说，集中体现了劳伦斯基于二元人性的思想。小说把焦点放置在伊丽莎白与丈夫瓦尔特的夫妻关系上，采用变化游移的叙事视角，叙述了伊丽莎白及其儿女在等待瓦尔特下工回家时整个晚上的心理活动，以伊丽莎白的心理活动的变化来推进小说的情节进展。小说的前半部分采用全知全能叙述视角，叙述者从外部观察，勾勒出了伊丽莎白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以及她的外貌特征，借以暗示伊丽莎白的性格特征。叙述者由远及近地带着读者观察“小火车”、“停车场”、“矮树林”，转而到伊丽莎白院子里的 “藤蔓”、“瓦顶”、“迎春花”、“溪流”、“苹果树”、“卷心菜”等。可以看出，叙述者在开篇处用了大量的具体名词来描述伊丽莎白的生活环境和家居特点， 这些名词都是明确的一一指代，具有精确能指对应精确所指的特点，这样语言的模糊性和任意性就被降到了最低程度，而我们知道索绪尔的“任意性”规则是对传统语言学理性主义追求终极意义的重创。那么，这一切似乎暗示了叙述者试图向读者建构一个井井有条的、静态的、符合秩序的、理性的、存在的背景，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我们还是会听到突然而来的“哐啷啷”声，看到“被惊走的小马”、“喷起的黑烟”以及“火焰”和“四处散开的乱草”。而这些出现的动词和形容词又给人留下混乱、无序和非理性的强烈印象。这两种的奇特结合使得伊丽莎白的生活环境显得非常不协调。紧接着这段描写之后，叙述者就引出了主人公伊莎贝拉。伊莎贝拉是以静态的方式被描述的，叙述者说她“身材修长”、“神态高傲”、“黑发齐整地分开”、“脸色平静、坚定”、“那张嘴紧紧抿着”。这些形容词都是静态的形容词，而动词所指代的动作也是静态的。这样伊丽莎白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便是沉着、冷静与理智，仿佛生活的一切她都可以从容掌控与处理。这段外貌特征描写之后，劳伦斯安插了一段伊丽莎白在矮树丛寻找儿子的对话：[7]

　　“约翰！”没有人回答。她等了一会，然后嗓音清晰地说：

　　“你在哪儿？”

　　“在这儿 。”一个孩子很不乐意的嗓音从矮树丛中传了出来。女人透过苍茫的暮色极力张望。

　　“你在溪边上吗？”她严厉地问。

　　孩子作为回答，从皮鞭般竖起的悬钩子新枝间钻了出来。他是一个矮小、结实的五岁男孩儿，静静地、倔强地站在那儿。

　　“噢！”母亲安下心来，说：“我还以为你在下边那道潮湿的溪水旁边哩——你总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

　　孩子既没有动，也没有回答。

　　“来吧，来，回屋去，”她更温和地说……

　　我们知道，对话是小说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可以了解人物的思想、身份、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经历及个性等。选文中，对话进行了五轮，表面上看，伊丽莎白是对话的发起者，掌控着话题的主动权，提问的时候又带着命令的语气，似乎暗示了母子关系中她的主导性地位，但是不难发现，孩子对于伊丽莎白的提问，不是以语言来回答，而是用肢体来表达，有几个问题甚至拒绝回答，而且通过叙述者的观察，儿子对母亲的问题带有一种情绪上的不从与反抗。直到对话结束，儿子的抗拒态度似乎未发生改变。明显变化的却是母亲，伊丽莎白开始时语气上比较强硬，但是在态度上却经历了从“严厉”到“温和”的转变。这样通过分析话语权利的对峙，可以看出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中，表面上，母亲伊丽莎白占据主动操控的地位，儿子则处在被动服从的位置上，但这种操控又显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获得，因为孩子以沉默的方式在反抗着，而且这种反抗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胜利。可见，伊丽莎白在家庭关系中表面上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但是这种主导性并不结实，甚至是脆弱的。可见伊丽莎白的家庭生活是压抑而紧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