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四十八》中这样说：“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样是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同我们一样的。”这正好对应了现代文学史上对日本的两种普范性的书写。“兽”是意识形态的书写，“圣上”是乌托邦的书写。也许因为鲁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因为鲁迅对日本的想象不是“缺席”的幻象式的，他在日本生活了8年时间，对日本有过近距离的深入其中的体验与感受，他是以内在于日本的视角进行观察的，所以他的日本叙述没有简单的两极化，也没有沦为“套话”言说。这样的立场即使在“9.18事变”以后也仍然没有改变。他将日本帝国与日本人民是区别开来的，所以他继续去内山书店坐坐，继续与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增田涉进行书信往来。他还是相信日本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所以有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期望。在他眼中，这场劫波并不仅仅是的，也是日本的。

　　“9.18事变”以后，文学刻意地将日本侵略者同日本人画上了等号，只要是日本人，都是仇恨的对象，愤怒的矛头指向全体日本人。日本形象“套语”化。然而， “日本鬼子”的套话言说并没有将鲁迅的清醒打乱，这时候，鲁迅依然在冷静地反观国民性，而没有马上被盲目的仇日情绪影响他冷静的判断。《沉滓的泛起》就将在国难之时形形色色的以救国之名行利己之实的各样丑态和行状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这时期，《文艺座谈》第一期有人以假名发表《内山书店小坐记》，里面不少污蔑内山书店及其老板的话。如说内山完造“表面上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针对这些胡言乱语，鲁迅回敬的是：“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可见，鲁迅看人，并不是简单地以国籍为限，他是冷静地以人性的好恶为尺度，来衡量哪些人是可信任的哪些又是该痛恨的。内山完造的人品是深为鲁迅相信的，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鲁迅的生命多次都是为内山完造所保护。鲁迅一生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密切，在他的生命中，内山完造、内山嘉吉、增田涉、山本初枝等人，都是十分重要的朋友。根据鲁迅日记记载，1932年7月11日送山本初枝归国作《一·二八战后作》：“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轻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桡，但从心底祝平安。”1933年11月27日记说： “为土屋文明氏书一笺云：‘一枝清采托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即作书寄山本夫人。”1934年1月11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罢。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派便衣盯梢。身后跟着便衣去看樱花，实在离奇得玩笑，因此我觉得暂时还是等等再说为好。”从这些记录和诗作中可以看出，友好之情在鲁迅和日本朋友间是没有杂质的。对日本，他是不讨厌的，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特殊的两国关系，却又是想去去不了。有遗憾，也有嘲弄。

　　鲁迅在《马上日记》里，提及安冈秀夫在《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里一段话：“有称为《留东外史》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底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底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若摒除民族之间的互相敌视和污蔑的预期心理，不得不说，安冈秀夫的这段话正是对那种具有普范性的日本书写的形象学意义上的精妙分析。所有的“他者”形象，归根结底是主体自身心理筛选之后确定的，宿命地附上了主体自身的情感投入，不可避免。虽然我们不能随意认为鲁迅避免对日本做评价性的描写也是因为怕落人此评，但是鲁迅能将这些话引用到自己的文字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书写日本的时候是很谨慎地在避免陷入与《留东外史》同样的误区。

　　总之，鲁迅因其沉郁冷峻的性格、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对祖国理智的热爱，冷静客观地呈现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日本形象——一种此在的再现的而非他在的想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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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王富仁.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6] 王瑞.鲁迅胡适文化心理比较：传统与现代的徘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 彭定安.鲁迅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