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寒夜》是巴金创作后期奉献给读者的悲剧小说，这部小说也代表着进入中年的巴金在创作上的新的进步和成就。而小说的悲剧性也一直是人们评论的重点。本文拟从“恋母情结”、“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视野分析《寒夜》的悲剧性。

　　【关键词】《寒夜》；悲剧；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结构主义

　　在奉献了《激流三部曲》之后，巴金在40年代中期又达到一个新的创作高峰期。这一时期他为读者奉献了《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巴金的创作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前期小说中的那些控诉封建专制制度的热情不见了，笔调转而呈现出了一种冷峻肃杀的风格。巴金通过描写没有英雄色彩的普通人生活琐事和社会重压下人们司空见惯的“委顿生命”，达到对人世真相的揭示。《寒夜》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这个艺术风格转变的代表。这种艺术风格最显著地特征就是具有深沉的悲剧性。

　　下面，本人通过几个角度试析作者通过《寒夜》中主要人物身上体现的悲剧性。

　　一、《寒夜》中“恋母情结”导致的悲剧性

　　《寒夜》悲剧性的成因与其人物的性格缺陷是分不开的。王文宣性格的懦弱无能；曾树生的热情、有理想，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导致了个性的极度压抑；汪母保守、狭隘、爱子而又无法改变现实导致的心里畸变，等等，这些性格缺陷导致了一幕幕人生悲剧。

　　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建构理论来分析，在汪文宣的人格建构中可分为本我、超我和自我三部分。汪文宣从小失去父亲，在母亲的溺爱中长大，自然而然对母亲产生了依恋。然而，由于个人、家庭、事业、社会种种的不如意和他性格的懦弱，使得本我中“本能”占据了上风，这种“本能”的攻击和破坏指向了他自身。

　　于是，汪文宣通过“生病”来获得解脱，但“病”只是汪文宣恋母情结通过死亡本能加上自己性格的懦弱时的解脱。然而，我们也看到，他人格建构中的“自我”又时常让他在死的绝望中闪出生存欲望，他病重期间时常在心中大喊：“我要活着”。可是贫困的生活，母亲与妻子的争吵，妻子的离开，最后失去妻子，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得他的“自我”显得孱弱，在它没有转化为“超我”，改变自己命运时就被扼杀了，等待他的只有更严重的病情，直至死亡。

　　汪母潜意识中的“恋子情结”导致了她和整个家庭的悲剧命运，儿子儿媳间情深、儿子对儿媳的迷恋只能引起她的愤怒。正是“恋子情结”导致了她与曾树生无休止地争吵，婆媳之间已经成了“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地步，这样无休止地争吵，把汪文宣夹在两难中煎熬，终于逼死了曾树生，也把汪文宣生的希望带走了，最终导致了汪文宣的奔向死亡。

　　二、《寒夜》中女权主义导致的悲剧性

　　女权主义1872年由法国小说家小仲马在《论妇女》一文中首先提出，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提倡妇女在人类生活所有领域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

　　《寒夜》不同于传统文学，中国历代文学涉及男女两性的文学故事中往往是男强女弱，而《寒夜》中这种固定的角色特点被颠覆了：汪文宣懦弱多病、瞻前顾后；曾树生却成为不再依附于男人的女性角色，她对生活无所畏惧，我行我素，最终勇敢地离开了沉闷而窒息的家庭，去寻找一种未必光明却是全新的生活。

　　汪文宣既不敢忤逆母亲，也不忍委屈妻子，却衷心希望母与妻相安无事，以此来维持以他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他对曾树生的苛求与情感上的依恋和强留体现了汪文宣乃至巴金本人的男权观念的犹豫。笔者认为，曾树生与汪文宣之间在体力和精神上相距悬殊，曾树生以自身的活力陪伴一个日益衰弱的躯体是一种无谓的牺牲，也是残酷的消耗。小说中汪母则跟焦母一样，虽然身为女人，但实质上却是男权主义的一个符号。她们虽曾经历过虐待和压迫，但并未从本质上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合理，而且自觉地与这种传统价值认同，一旦当她们到达了婆母的位置，便理所当然甚至变本加厉地行使起婆婆的特权。

　　至于曾树生能喊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声音，是女性向往确立本位价值的一种自觉追求，并以出走作为对象征着陈旧的传统的灰暗生活的诀别，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她远非完美的女人，她凭着尚有的几分姿色还能在商业银行里充当“花瓶”，而一旦年老色衰，“花瓶”及一切应酬交际都将成为旧梦。她离开汪家后所依赖的是陈经理的力量。她的出走实际上连起码的独立和自由都未能得到，只不过比她婆母旧式家庭妇女的生活要自由或进步一些而已。因此，巴金笔下的曾树生多少提供了对中国妇女出路问题的思考。

　　“曾树生抛弃家庭”的悲剧，并非曾树生有意抛家弃口。从女性视角剖析，曾树生的本意是极不情愿离开汪文宣的，逼她离开的并不是“苦”、“穷”、“病”，而是婆母对她的极端仇恨和排斥，是男权文化下角色错位，制约失衡，加之家长专制的干预导致家破人亡。

　　三、从结构主义批评角度分析《寒夜》的悲剧性

　　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系统。所谓表层结构，也称外层结构，是指文学作品可感知的语言组织形式；所谓深层结构，也称内结构，是指隐藏于语言组织形式之下，可以不断生成意义的系统。

　　对一个结构良好的家庭来说，外面动荡不安的因素，外在的威胁应该说只会使这个家庭更加团结，更加有力。在战争年代的社会里，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汪文宣的家庭得到了命运太多的垂青，战争只是作为远背景的威胁而存在，一直未直接进入前台，既没有炸死汪妻汪子，也没炸断汪母一条腿。相反，任物价飞涨，汪家一直未断过炊粮，命运还给了这个家庭太多的“奢侈”的享受，汪、曾可以出入舞厅咖啡馆，汪子也可以就读“贵族学校”，汪文宣仅有的一次失业不久也给补缺了。

　　《寒夜》中三个人，三个符号，所指的就不仅仅指文化赋予人的伦理道德思想，他首先是文化与自然对立两极的组合物；其次他还包含对立两极之间大量的并立、并列、交叉、包容、渗透、迭合等因素。人的性格是揉杂了先天的遗传性和后天的文化性的复杂产物。这就是说伦理的冲突是结构间题的一部分，但结构的问题远不仅仅就是伦理道德的冲突。就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寒夜》的结构中，包括了各结构元素之间的伦理道德的不相容，也包括了性格的不相容，同时还包括生物基因所决定的男女性别的不相容，以及文化性与自然性的根本对立。

　　总而言之，《寒夜》不只是一出社会的悲剧，也不单是伦理的悲剧，它同时还是一出结构的悲剧。《寒夜》以其自足话语结构不仅向这个社会提出了控诉，也不单是向新旧伦理道德提出了拷问，它告诉我们一个至理，即如果说“存在在于选择”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选择合适于自己的结构，适合于自己的结构才是最好的结构，它破除了我们心中善善相加等于喜剧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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