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迄今为止，西方文论史上一共出现了以下三种文学价值观念：一是站在社会群体的立场，强调文学社会作用的社会功利型文学价值观念；二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凸显文学审美价值的个体审美型文学价值观念；三是以唯美主义为代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价值观念。这三种文学价值观念分别代表着西方文论不同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各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文学价值观念 社会功利 审美 “为艺术而艺术”

　　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之一，与其他实践活动一样，一般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真理原则；二是价值原则。前者要求文学活动合乎文学的特性与规律，后者要求文学活动符合人的价值追求与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活动主体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一些关于文学价值的看法与观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价值观念。换言之，文学价值观念就是文学活动主体在认识文学特性与规律的基础上，对文学起什么样的作用，在哪些方面起作用以及如何认识与评价文学的意义与作用的观念系统。

　　从西方文论史来看，文学的价值问题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有时甚至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焦点问题。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许多西方学者对文学的价值发表过一些独到的意见和看法，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学价值观念。这些文学价值观念，如果从其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社会功利型。这种文学价值观念一般以社会群体为价值主体，主张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往往具有比较浓厚的社会功利色彩。

　　在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强调“美在功用”，认为“每一件东西对于它的目的服务得很好，就是善的和美的”①。苏格拉底这种将美与“有用”联系起来的美学观点，可以说是开创了西方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先河。其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是从这种角度来探讨文学的价值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诗是虚构的艺术，和真理隔了三层，不够真实。并且为了讨好群众，诗歌还常模仿“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助长人的“感伤癖”“哀怜癖”，摧残人的理性，使城邦保卫者失去勇敢、镇静的品质。②鉴于诗对人性的负面作用，所以，柏拉图宣布在他的“理想国”中，禁止一切模仿的诗进来。在这里，柏拉图正是因为深谙诗的作用，所以对诗歌下了禁令。这恰恰从反面验证了诗的重要作用。与柏拉图不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对文学艺术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认为诗“按可能律来讲述故事”③，因而比历史更富哲学意味。尤其是在悲剧的作用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净化说”，认为悲剧可以通过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使人望而生畏，从而洗净自己内心罪恶的思想和欲望，达到使人心“净化”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这种文学价值观念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学者继承了这种观念，非常重视文学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例如《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就认为：“诗能武装君王，唤起懒人，激发蠢徒，约束莽汉，说服罪犯。”④这些观点虽然有些过分夸大文学的社会作用，但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作用，有力地反驳了中世纪宗教神学强加给文学的罪名。与薄伽丘相似，几乎同时期的英国人文主义学者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一文中，认为诗“曾经是无知的最初的光明给予者，是其最初的保姆，是它的奶逐渐喂得无知的人们以后能够食用比较硬的知识”⑤。意思是说，诗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人类最初的文学和艺术活动，包括哲学、历史、伦理学、神学等最初都是以诗的面目出现，并且从诗中汲取营养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样就把诗的作用极大地凸显出来，为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做了强有力的“辩护”。

　　到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中，文学成为启蒙主义者手中有力的工具，文学的社会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文学家狄德罗认为：只要艺术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那么“不久以后，淫秽的图画不会再挂满大厦的四壁；我们的歌唱不再成为罪恶的喉舌，而高尚的趣味和习俗可以更加得到培养”。⑥在这里，狄德罗显然把文学当作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这种强调文学社会作用的文学价值观念在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论及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19世纪，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绘，出色地发挥了文学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与批判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等对这些作家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小说“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起来还要多”⑦。不仅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20世纪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在阿尔多诺、马尔库塞、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真正的文学艺术应该积极“介入”社会，应以“否定”的姿态对社会进行批判，以帮助人们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控，维护人的主体性和个性。这种文学价值观念显然和前文所述的社会功利文学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个体审美型。在西方文论史上，与社会功利型文学价值观念同时并存的还有一种个体审美型文学价值观念。这种文学价值观念往往从个体出发，比较注重文学对于个体人生的审美价值。其主要观点如下：文学的作用在于使个体的情感得以抒发，精神得以慰藉，服务于个体的自我表现和人性的完善；具有审美愉悦、审美解放与审美超越的作用。

　　这种文学价值观念的美学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美学家康德的美学思想中。康德在其美学名著《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审美具有不涉利害而愉快、不涉概念而普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以及来自“共通感”的必然性这四个特点。其中，对文学价值观念影响较大的是他关于美不涉利害而愉快、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学说。这些学说将审美和功利目的区分开来，将美感和普通的快感区别开来，强调美的非功利性，为后人从审美的角度看文学，突出文学的审美价值提供了美学理论基础。这对于其后的审美观念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一些西方文论家开始弱化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突出文学的审美价值。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兄弟便是如此。受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艺术乃是上帝在世间的可睹现象”⑧，诗人对人世现实是不关心的，美的艺术是无目的的。并且强调“不愿意有用，才是美的艺术本质。美在某种意义上是效用的对立面：它使效用成为多余的东西”。因此，美的艺术是无目的的”⑨。由此可见，施莱格尔兄弟将文学艺术和效用分离，强调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那么，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文学究竟有什么用呢？对此，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⑩也就是说，诗歌是用来抒发情感、表现自我的。柯勒律治认为诗歌的特点和价值在于提供一种来自整体的快感，诗是诗人所创造的给人以审美快感的事物。这种强调文学对于个体的审美价值的观点得到了济慈、雪莱等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