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莫言小说还原了母亲作为女人的自由人性和生命张力，将母亲建构为丑陋、粗鄙、自私、冷漠、淫荡等多种异态，并由此勘探母亲这一形象可能蕴藉的深层历史意义及芜杂的社会属性。 关键词：莫言；母亲形象；自由人性；生命张力

　　莫言是个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一贯秉持“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话语立场，以活动于民间的“人”为审美形态，着力塑造众多民间人物群像谱系表，由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来彰显特定时代本象及其内心镜像。勘探莫言创造的人物群像谱系表，我们发现，“母亲”是莫言生命意识与文学文本中挥之不去的独特存在。在2012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莫言也是从“我母亲”开始。显然，作为文学艺术形象的母亲，并不仅仅是莫言记忆中那位任劳任怨、慈道慧心、隐忍伟大的传统母亲的简单代言，莫言用他那汪洋恣意、天马行空的怪异思维与想象力，言说了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母亲。这些母亲远远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她们相貌丑陋、言语粗俗、感情冷漠，甚至性行为荒诞。但恰恰是莫言所进行的这种看似荒诞化的生命本真体验，将个性充盈、血肉丰满甚至藏污纳垢的中国多元化母亲群像直逼入读者的视野，让读者和评论者们不由得站在另一个维度，重新考量母亲这一形象可能蕴藉的深层历史及社会性意义。

　　诚然，在中国文学作家中，颠覆母亲形象的，莫言并非第一人。1940年代，张爱玲就在《谈跳舞》中思考过“母亲”的话题：“母亲只是一个称谓，母亲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亲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①基于这样的观念定位，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也消解了作为母亲所应具有的慈爱、温柔、博大和无私的传统模式。但莫言小说对母亲的种种言说，并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滞留于冷漠地展览母亲的丑陋狰狞。莫言怀着一种敬仰之心去叙述、解构、重建那些母亲群像，使传统单一化、模式化的母亲形象由此长舒一口郁闷之气，而渐次鲜活起来。本文拟以“母亲”为研究视点，关注莫言小说文本中的三组母亲形态，即丑陋、粗鄙的母亲，冷漠、自私的母亲，性行为荒诞的母亲，由此考量莫言对传统母亲形象颠覆的可能性意义。

　　一 丑陋、粗鄙的母亲

　　传统意义上的母亲符合儒家文化的审美理想，她们温柔美丽、得体干净、光彩照人，散发的光辉类似于圣母。但莫言却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冒犯业已形成的、类似约定俗成的母亲形象，甚至乐此不疲。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相貌丑陋、言粗语俗的母亲。如《模式与原型》里，狗的娘被狗撞到河里，在狗看来，娘是丑陋的，是“鬼婆”的形象；《食草家族》里，阮书记的亲娘嘴大、奶大、腚大、脚大，爱吃驴的生殖器，喜欢和地痞流氓调情打闹；《粮食》里，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由于饥饿，她有着“肿胀得透明的双腿”，“干瘪的乳房”和“皲裂的乳头”；《拇指拷》里，阿义的母亲“好像一只鹅。从她的嘴巴里，吐出一些绿油油的、散发着腥臭气味的东西”；《四十一炮》里，罗小通的母亲脾气暴躁、出口成“脏”，“狗杂种”、“鳖羔子”、“兔崽子”等“经典骂句花样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活脱脱一个泼妇、悍妇；《欢乐》里，由跳蚤的爬动，渐次展览母亲“紫色的肚皮”、“积满污垢的肚脐眼”、“泄了气的破气球一样的乳房”等等。

　　莫言致力于审丑，大胆尝试并且毫不避讳地演绎着母亲丑陋粗俗的一面，把丑的描写当做一种无可阻挡的强烈欲望，并发展到了“毫无节制”的地步。这一系列的母亲形象，充斥着对旧有审美观念的亵渎意识，挑衅着读者的审美接受能力。而“我国古典美学把尽善尽美、美善相乐作为美感原则，以情理均衡的形态来实现和谐的审美理想……在这种美学观念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巨大的审美惯性，对非审美的经验表现出强大的排拒力，同时也麻痹了对丑恶的感知神经”②。因此，当我们接触到莫言笔下的那些“丑恶”的母亲形象时，传统的审美惯性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抗拒心理，由此而来的，便是遮蔽了我们深入文本探寻作者赋予这些“丑恶”形象的可能性意义。但文学的真实是，“普通知觉目之为丑的东西，往往是最高贵的艺术中十分突出的东西，深深地灌注着不可否认的美的品质，以致不能解释为只是同丑自身明确区别开来的美的要素的衬托物。”③如果我们在审视莫言作品中的这些母亲时，没有超越普通知觉的敏悟，看不到其中灌注的不可否认的美的品质，而仅仅把其看做一种衬托物，我们将无法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独具匠心及赋予作品的深层含义，我们必须抛开表层的叙述外衣，从整体的感觉和形象入手。

　　在莫言的作品里，普通知觉所目之的母亲是丑陋粗俗的，从莫言的叙述里，我们似乎感到他对母亲的亵渎。但莫言这种赤裸裸地描述的目的，并非是亵渎而是歌唱和赞美。正如莫言自己所言：“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情人、女儿、密友。我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把她们写得更好一点……我的小说里没有完人，不论男女，都是有缺点的，正因为他们有缺点，才显得可爱。”④“人世间的称谓没有比‘母亲’更神圣的了，人世间的感情没有比母爱更无私的了，人世间的文学作品没有比为母亲歌唱更动人的了。”⑤莫言描写伊为了养活婆婆和三个儿子，囫囵吞咽粮食，回家跪在瓦盆前，“高耸着尖尖胛骨，大张着嘴巴，哗啦啦，哗啦啦，吐出了豌豆、玉米、谷子、高粱……”（《粮食》）她用这种方法，使得三个孩子发育良好，婆婆得享高寿。在小说结尾处，莫言不由得感叹：“母亲是伟大的，粮食是珍贵的。”这种丑陋肮脏的表层母亲形象是自我牺牲精神的深刻表达。在《欢乐》中，从语词层面，莫言的故事叙述使我们感受到母亲形象被无限亵渎甚至到了恶俗，但事实是，莫言在反叛传统叙述方式的同时，用惊人的力量歌颂了母亲。齐文栋，作为《欢乐》的执行者，其眼里的母亲是瘦小、软弱并且是丑陋的，但恰恰是如此衰落、丑陋的母亲却是齐文栋生命价值的唯一保护者、爱护者，是最有力量的母亲形态。因此，以暴力美学行走于文坛的余华才会如是说，莫言“歌唱母亲全部的衰落时，他其实是在歌唱母亲的全部荣耀；他没有直接去歌唱母亲昔日的荣耀；母亲的衰落正是因为她为我们付出了所有。莫言选择了母亲的衰落、丑陋作为切入点来赞颂母亲，赞颂母亲的苦难、无私和宽厚胸怀。而正是这样的母亲，才使我们百感交集，才使我们有了同情和怜悯之心，才使我们可以无穷无尽地去付出自己的爱”⑥。

　　二 冷漠、自私的母亲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文化的伦理纲常为中心，人伦关系又是儒家最为考究的。所谓“天与民五常，使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其德之风范，“血统”、“宗族”、“家”是其外化所在。但莫言却将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联与情感纽带断裂开来。母亲不再善解人意、温柔慈祥，不再是孩童心灵的港湾、庇佑卑贱的女神，母亲自己弱小、无能、低劣甚至活得非人样，任人宰割，而子女也不再对母亲有着一种血缘上的感情依附与尊重信赖。莫言文本世界中的母子关系，没有冰心那份“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怀里”的庇护感，没有张洁那份“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的信赖感，有的只是彼此间的冷漠自私与仇恨愤懑。

　　譬如，在《罪过》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母亲的极度自私和小主人公“我”对母亲的仇恨。当“我”的弟弟小福子因溺水而近身亡，这时“我”娘梦呓般地对小福子说：“小福子，小福子，娘的好孩子，醒醒吧，醒醒吧，娘包粽子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大福子吃……”“我”听了心里一阵冰凉。作者在“不给大福子吃”下加了着重号，意在突出当时“我”的悲凉心理，甚至产生了对母亲的讨厌、仇视。当娘在祷告小福子快点醒来时，“我”一点不可怜她，甚至觉得她讨厌，并用灰白色的暗语咒骂着她、嘲弄着她。而父母在小福子死后并没有把爱转移到“我”的身上来，反而讥笑“我”是“傻不楞登的东西”，“这样的儿子，阎王爷都不愿见他”，于是娘又怀孕了，在大福子看来“这是娘和爹一定要生一个优秀的儿子来代替自己”。在这个作品里，莫言冷静地展示着“我”爹娘的自私、冷漠，也展示着“我”对爹娘的失望与仇恨。在《石磨》中，莫言写到的父亲是“揪住我的头发狠狠地抽了我两个嘴巴”，而记忆中的母亲只是用推磨这繁重的劳动来使唤和惩罚孩子。在《五个饽饽》中，母亲为了五个饽饽严厉地让我给“财神”跪下，来作为自己向“财神”道歉的方式。在《枯河》中，那位从来没有打过儿子的母亲用“戴着铜顶针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门子上……弯腰从草垛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对着他没鼻子没眼地抽着”。在《老枪》中，儿子因为违背了叮嘱不好好读书，反而拿墙上的枪想为父亲报仇，结果被母亲用菜刀砍下了手指。在《四十一炮》中，罗小通的母亲时常殴打怒骂罗小通，“母亲提起一根像胳膊一样长的白萝卜，砸在了我的脑袋上，接下来便是一阵疾风暴雨般的萝卜打击降落在我头上。”在《透明的胡萝卜》中，黑孩的继母酗酒成性，时常虐待黑孩，当菊子姑娘怀着一种天然的母爱去保护他的时候，黑孩则猛地在姑娘胖胖的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一口暴露了黑孩的一种仇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