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突破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实现叙事方式和叙事视角多样化和多方位转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革命时代是没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多元文化的兴起与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重构历史”、“重写历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卸下了肩上承载了多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之后，“后革命”时代的作家开始大胆尝试多元化的叙事方式和个人化的叙事视角，重塑革命战争。这特别表现在对叙述对象的选择与切入上，打破了以往的主流政治观念和“红色”主调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历史进行了更加真实的还原，比如对国民党抗日的正面描写就是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完善和补充。张磊的《不沉的舰炮》是首部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治下海军的悲壮史诗，他们是一群被任何史书都轻描淡写的英雄。军舰可沉但军魂不灭，这部小说让人们记住了一群血战八年的海军勇士和一段永不褪色的峥嵘岁月。张磊的另外一部小说《雪亮军刀》堪称是一部“抗战版”兄弟连。像主人公丁三这样的老兵油子，虽然怕死，但又能够在战争中保持清醒，平日里贪吃、爱喝酒、有些懒散、满嘴粗话，在国家危难当头之际也能够用铁一般的意志和血肉身躯保护国家民族不受欺侮，令人感动。除了对国民党的历史功绩予以肯定，革命战争小说还将以往所排斥的人物形象如土匪（谈歌的《野民岭》）、地主乡绅（尤凤伟的《五月乡战》）、国民党官吏（季宇的《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阶级异己分子（王泽群的《集合》）、战俘（石国仕的《战俘》）、战争中形形色色的女人甚至是慰安妇（叶楠的《花之殇》）引入到当下多样化、多方位的观照之下，大大丰富了战争小说的人物谱系。

　　第三，以当代理性烛照战争，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反思战争、开掘人性。新时期以来，革命战争小说在内容的更新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开拓，“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史观的现代化改造，即站在当代人的视点上，从更符合历史、人生与人性真实的基础上，审视革命军人的战争活动。”“将战争与人生融为一体，在战争中写人生，在人生中写战争，将战争淡化。”{5}在革命战争文学的多元化叙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家们的创作态度和目的出现的变化：小说不仅寄托了作者对战争的想象，还包含了对战争的认识和感受。战争年代早已逝去，当代作家不可能再像老一辈作家那样对战争具有直观的感受，他们转而以战争为背景构建一个想象的文学世界，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于与战争有着深刻联系的人的行为、伦理、道德，折射人类在战争环境中的多重境遇，形成这样一种写作趋势：以战争作为小说的故事内容，旨在探索和揭示在战争状态中人性本质的表现和嬗变，反思战争本质和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对战争性质与战争结局的重新理解，使作家们拓展了题材的视野，不再浅表地重现战争的过程，只表现战争胜利的画面，同时也敢于写战争的惨烈和失败的阴影；不再单一地表现人与战争的伟力，而且冷静地多方反思战争给人的情感与命运带来的影响；不再仅仅把体现战争功利作为创作的唯一目的，更倾心于人物的塑造与性格的刻画，考辨战争与人之间那种错综关系；不再强调战争的结果，而是辨析战争历史与社会现实对人生历程磨损与衍变。”{6}正是得益于对战争人性的开拓，《五月乡战》《生命通道》《生存》（尤凤伟）、《事变》《大捷》《日祭》（周梅森）等作品成为“后革命”时代的经典之作。孙少山的小说《要塞》向人们展现的是一名日本军官在战争的碾压和逼迫下，人性的异化过程。日本军官山田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他是要塞的设计者和修建者，在战争的最后关头更是要塞所有官兵的指挥者，他听到了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却拒不服从，要毅然决然地对抗到底。然而，在战争中充当炮灰的上千士兵的生命和随军家属、本国平民百姓的存亡已不再是他所要考虑的内容。他仅仅是将自己的杰作（要塞）看成是自我本体的价值体现，要用战争的炮火来检验自己的作品，创造名垂史册的战争奇迹，完成自我价值的体现。作者将反思层面探入到人性的底层，认为“战争的最根本原因来自于人的攻击本能……我们每个人都要时刻反省自己”。追求个人价值本是渴望成功的人之常情，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不顾念数千人的生命一味苛求，这就是违背人道主义的，体现为对人性恶的反思。作家们除了对战争中的人性进行考察，在探索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结合当代理性，借战争背景实现对现代人的灵魂拷问。武歆的《枝岈关》和钟晶晶的《空坟》原是怀着对革命者、对战争、对历史异常崇敬、无限敬仰的心情在著书立说，但是阅读过后，留给人的是一片苍凉虚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遗忘——忘掉过去的不幸，忘掉过去的艰难，忘掉过去的被损害，忘掉过去的历史”{7}，《枝岈关》就是一部关于遗忘的小说。枝岈关在解放前是个一百多户人的大山村，当时这一带形势特别复杂，有红军，有白军，有赤卫军、团练，还有土匪，斗争也相当激烈。上一辈人的对抗与争斗似乎丝毫没有在后代身上留下痕迹，祖辈们曾在这大山里为了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人生观，将子弹射向对方，把大刀砍向对方。但是现在，后辈们再提起往事像是在述说别人的故事，丝毫不为或英勇或残忍的事迹所触动，这些红军、白军、赤卫军和土匪的后代相处融洽，忙着赚钱、忙着数钞票，提起父辈们过去的交锋、仇恨、死亡和残酷时他们的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革命烈士（《空坟》）在被敌人残忍杀害后，被自己的亲人，为了几个铜板，从坟里挖出来卖掉作了别人的“鬼夫”，后人给烈士修坟不是出于纪念和崇敬而是利用修坟为自己的商品意识壮胆正名，“长久以来萦绕在我的心头，它们和我在教科书上所读到的那些叱咤风云、正气凛然的历史相差何止天壤。”{8}战争的历史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在享受着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和平与幸福时，可曾想到过他们？正如武歆所说：我们应该往前看，但往前看，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消亡。“过去”，是一个背景，是一双眼睛，离去得越遥远，它升得越高，它把我们看得越清楚，我们现在的一切，都会在“过去”的审视之下。

　　的现代战争能够成为20世纪文学常写常的主题，足以说明战争作为一种教育论文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正如革命时代诞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文化一样，“后革命”时代也诞生了有别于革命时代的新的时代文化，关于革命战争小说的叙述、话语、符号自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1} 张全之：《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 何天云、钟谟智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研究》，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4}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

　　{5} 丁帆、许志英：《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4页。

　　{6} 陈思广：《战争本体的艺术转化——二十世纪下半叶战争小说创作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9页。

　　{7} 武歆：《无声的拷问》，《中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4期。

　　{8} 钟晶晶：《什么是我们应该相信的历史——关于〈空坟〉的写作》，《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