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奈、可悲的女性配角——超我的离开 

 

　　超我则是“外部世界在人内心的反映，表现为人人都必须遵循社会道德准则这样一种意识”，是追求完美的“道德原则”。超我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如果说王琦瑶的一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那么在本片中其他的女性配角则是在“道德原则”之下来选择自己生活的人。《长恨歌》中的人物除了程先生和王琦瑶以外，其他的配角全都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展现出来，他们是为烘托主角凸显主题而存在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每个人都有存在的必要性也有其独特的故事。他们时而与主人公发生的事件交叉，时而平行，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或多或少对程先生和王琦瑶的命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蒋丽莉是影片着力表现的一个女性配角。蒋丽莉是王琦瑶最好的女性朋友，她专横独断、张扬跋扈、自私虚伪，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程先生极力推荐王琦瑶参加选美大赛，而王琦瑶却垂下眼睑神色黯淡地说“丽莉不会同意的”看出来。蒋丽莉倾心于程先生，她害怕程先生被才色过人的王夺走，尤其是王琦瑶是自己的好朋友，她不能允许自己败在朋友手下，她企图压制王琦瑶身上的天赋，希望自己的魅力能掩盖住王琦瑶。但当王琦瑶登上上海小姐的舞台时，蒋丽莉又表现出极其懦弱任命运肆意宰割的弱点，她虽然不希望王琦瑶成功，但又碍于面子不得不帮助朋友张罗竞争的事宜。蒋丽莉知道程先生不喜欢她，但她又怀有幻想希望程先生回心转意，随她一同去香港。最后在程先生放弃一同随她去香港的机会后，她毅然决然离开了上海。在这里与其说她是彻底离开了从前痴情专制的自己，不如说她是在父权的压制下不得不做出违背自我意愿的决定。在表面上看来，蒋丽莉逃离了那个让她伤心失望的地方，而且这种逃离使她避免了像王琦瑶一样的依附、寄生虫似的悲惨命运，但事实上她又进入了另一个深渊。从人物的谈话上我们可以得知蒋丽莉并不幸福，她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而且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上海，她对于上海有种难以言说和割舍的感情。蒋丽莉在片中仍旧是一个悲剧性的女性，她没有好好真正爱过一个人。她爱程先生，但其中夹杂了些许复仇、痛恨的心情，而程先生从来没有爱过她，如果这部影片的编导不让蒋丽莉离开上海去香港的话，这部影片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因为如果蒋丽莉与程先生结婚，那接下来的肯定就是她与王琦瑶之间的争风吃醋、反目成仇的故事，这部片子也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三角恋”。正是由于蒋丽莉的缺席成就了程先生与王琦瑶之间朦胧暧昧的似亲情又似爱情的复杂的感情。因此，从一开始蒋丽莉就失去了爱与被爱的权利，她是可怜与可悲的，因此她的离去是必然的，也是注定了的。 

 

　　片中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女性便是程先生的妻子了。她是惟一一个与影片风格格格不入的角色，她的出场便带有某些酸涩的成分，因为她是作为王琦瑶的替身出现的。程先生在无法得到王琦瑶的时候把感情转移到了妻子身上，妻子只是程先生感情寄托的一个替代品。在程先生与王琦瑶的几次交往中，程先生的妻子隐隐约约感觉到了程先生对王琦瑶的感情，但她隐忍的性格使她选择了沉默，她默默地接受着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在影片中甚至看不出来她对程先生是否有感情，她的感情是含蓄而内敛的，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程先生的心，在经过多番努力后她选择了放弃，也给了对方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正是由于她的放弃使得程先生对王琦瑶的爱情更加义无反顾，她虽然失去了爱情，但起码她懂得了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 

 

　　四、结 语 

 

　　在关锦鹏认为，可能王琦瑶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这一点从他那温暖、感性的影像风格语言中不难看出。片中关导大幅使用了暖色调，尤其是当程先生与王琦瑶在一起的时候，更加突出了这一特点。但随着剧情的发展，《长恨歌》的影像风格越来越冷静，色调也逐渐由暖变冷，这在一个侧面表现了王琦瑶的悲剧的一生，王琦瑶无法从旧上海的幻觉中走出来，她不肯接受现实，不肯承认自己已经老去的现实，所以她只有从比她自己小很多的年轻人身上找到一丝年轻的影子，但她忽略了时代在发展的事实，没有人会守在她身边（除了程先生），她不可能跟上年轻人的脚步，最后她死在了自己幻想的情人手中，影片由此戛然而止。 

 

　　[参考文献] 

 

　　[1] 曹雪君.论关锦鹏的性别身份与其女性意识的发展[J].双语学习，2007（09）. 

 

　　[2] 徐源，史晓靖.本我、自我、超我中挣扎的女人：从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重结构理论解析弗朗西斯卡[J].科教文汇，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