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飘渺虚无 情之延伸 

 

　　如果人的悲伤痛苦能够随着酒精的麻醉消失殆尽那真是一件好事，而某些情感使人今生今世不能释怀，甚至生命消退都不会停止。灵魂的出现是金仁顺小说中使用频繁的又一个意象，它象征着生命结束灵魂不死的执着，也是活着的人心之纠结与遗憾的昭示。 

 

　　在金仁顺2006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仿佛依稀》里，师生恋的感情并不为世人看好，教授苏启智被降格为图书管理员，妻离子散。女学生徐文静也众叛亲离。苏启智因胃癌去世后，徐文静经常感觉他就在身边，“一闭眼睛就觉得苏老师在房间里四处溜达呢，还念诗。”被人宽慰后还执着的肯定“他真的在这儿”。直到一家人为她请了“袁先生”，煞有介事的和苏启智的灵魂沟通：“别跟着她了，你该过河过河，该喝汤喝汤，别放不下这边儿的事儿，就是放不下，凭你现在还能做什么？晚上我给你烧点儿纸，送你一程。你赶紧走吧，赶紧走。”金仁顺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秘密》里，“我的后背忽然有凉气爬上来。驰凭借这股凉气来到了我们中间，驰的到来使得我画面上的陈婉无比忧郁起来，这种忧郁甚至弥漫到了她的身体里面。”这是存在于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的秘密，一个孤独的、生理上不能称之为男人的男人，在深爱的一个女人投向他人怀抱之后，三次自杀，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灵魂时常出现在这个女人的身边、梦里。与其说表现了他虽死都不能放手的苦恋，对于活着的、能够感觉到他的人，主人公“我”何尝不是更加的遗憾和不能释怀呢。颇具舞台剧感觉的小说《三岔河》里一个人物一直没有出现，但是却又一直存在，就是因车祸死亡的杨正明。准确来说，除了躺在殡仪馆里的那具遗体以外，他还出现过一次，便是他的灵魂。吕悦睡着之后，“她老觉得房间里有个人走来走去，穿着天蓝色带白杠杠的运动服，身上带着股汗味儿，他在床头站了好长时间，低头笑微微的看着吕悦，他在床头站了好长时间……”历史小说《盘瑟俚》中太姜的母亲，那个被丈夫卖身换酒钱的悲惨女子，也因为惦记自己的女儿，死后时常回到女儿身边看望，“但她没有长翅膀”，年幼的太姜如此和别人叙述，长了翅膀意味着可以投胎做人，太姜的母亲一定是心甘情愿的放弃重生的机会而守在同样命运悲惨的女儿身边。 

 

　　伴随着灵魂的出现，占卜、算命的情景在金仁顺的小说中也多次出现，无论是《月光啊月光》，还是《芬芳》等作品，都是因为种种原因要去寻求“先知”的帮助。灵魂也好，神佛也罢，金仁顺小说中对于这类虚幻的事物总是情有独钟。几百年来，东北作为一个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集合地，萨满文明与佛教及其他宗教混杂，一段时间以来遗留了很多非理性的、玄幻的文明，使算命、跳神之类的活动活跃于城乡之间，灵魂、因果转世也是坊间常常感觉非常神秘而讳莫如深的话题，金仁顺生活的小城想必也有很多类似活动隐秘的存在。她的小说中处处充满着这些意象，但她本身对神明一类和被歪解了的佛教活动持批判态度，从小说《神会》中可见一斑。同王安忆等知名作家一样，金仁顺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学批评，这使我们可以从中判断她某些价值观的来源。1995年，金仁顺在小说创作初期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宿命思想》的文章，在讨论了亡魂的出现对哈姆莱特复仇的催化作用和麦克白夫妇弑君篡位是受了女巫语言的启示之后，金仁顺认为：“在人和神之间，莎士比亚不可避免地要矛盾下去。但究其根本，我相信莎士比亚愿意把更多的希望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对神的迷信和屈服上。” [4]金仁顺写死去的灵魂复现，究其原因是她的东北生活经验落实在小说戏剧化结构里的体现。 

 

　　结语： 

 

　　虽然金仁顺生于70年代，又有一部分作品取材于都市，但我们不应该就此认为金仁顺是都市小说作家。她相当一部分历史小说作品也很精彩，而其余大部分的现世小说也没有多少都市文学的影子。除去咖啡、酒吧、凌志轿车这些常在她小说中出现的形象以外，影响她最深的还是她土生土长的东北文化。“都市文学的奢华和虚假，成为欺骗年轻读者的金色梦想。”[5]与此有显著区别的是金仁顺的小说淳朴而写实，最重要的是她直击当代人心灵的最深处，往往将人性中的欲望和贪婪，残忍、赤裸的公之于众。虽然她有很多资源，比如对朝鲜族特色风情的独特感受和切身了解，但可贵的是她并没有将东北的诸多意象作陌生化处理，而是借助普通平实的东北意象、东北环境、东北文化，讲述了在这一片并不发达的土地上，人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诸多故事。她的小说或表现普通男人女人博大的胸襟，或表现年轻人对心灵自由的执着追求，但更多体现的是人性深处丑恶的、自私的一面。 

 

　　金仁顺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没有用城市的现代与华丽掩饰现实的无序和荒诞，直面人性的表现手法和写作结构使她的小说保持了冷静客观的视角，早期作品中形式的美感很快就被深刻的思想所代替，因为她清楚的认识到“作家和批评家是无力改变文学的生存环境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你能言读者难言之隐，写社会变革之所急，文学还是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历史的记忆的。在当下中国，任何艺术的专注都没有比思想的关注更有意义，现在不是谈美的时代。”[6] 

 

　　 

 

　　参考文献： 

 

　　[1]修磊：《精神化叙事与时空的历史记忆——由金仁顺古典题材小说引发的一点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77页。 

 

　　[2]周立民：《被囚禁的欲望——谈金仁顺及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第101页。 

 

　　[3]白杨：《金仁顺小说中的婚恋书写》，《小说评论》，2002年第六期，第111页。 

 

　　[4]金仁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宿命思想》，《艺圃》，1995年第3期，第75页。 

 

　　[5]张福贵：《新世纪文学的哀叹：回不去的“八十年代”》，《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第125页。 

 

　　[7]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