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传统文化(2)

　　独者。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是曹禺的另一剧作《日出》的注脚和主题的诠释。在《日出》中曹禺突破了太像戏的《雷雨》模式，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日常生活，尤其是开始关注在宗法制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境遇。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从来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被看做是男人的附庸，这一点不仅仅是所有男人的共识也是大部分女人所默认并接受的现实。在陈白露还叫竹均的时候，她是多么的高傲啊，当家庭变故时她仍旧果敢的相信个人的奋斗能够成功，并且沾沾自喜甚至开始崇拜自己，殊不知，她所认为的个人奋斗实际上不过是别人利用了她的美丽和聪慧。当陈白露自己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她就已经陷入了男人用金钱所编织的漩涡不能自拔了。方达生的出现给这个“完全堕落的交际花”带来巨大的冲击，她那早已被隐没的自我精神开始复苏，但是那也只是一种短暂的回归，最终在那一串她已经习惯的桎梏中生活着、挣扎着直至

　　死去。

　　在与陈白露所在的高级旅馆相对比的是翠喜与小东西所在的三等妓院，在这里的女性更是早已经失去了女性应有的尊严，她们用自己的仅剩的肉体来换取生存的粮食。翠喜虽然在肮脏的下等妓院生活着，但是却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她有着一颗金子般发光的心，有着许多传统女性的美德，她对小东西的母亲般的关怀是整个剧中充满温情的时刻。小东西的存在更是可悲可叹，小小年纪就有着极强的反抗的精神并予以行动，先是不愿意屈从而打了财大势大的金八，再是不愿在妓院而以生命向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做出了最后的控诉。无论是翠喜的善良还是小东西的反抗，想要在宗法制的男权社会中存在都是十分艰难的，他们的这种独立的精神和善良的品质是不被社会接受认可的。果然，最后所有的女性自身所珍视的东西都被践踏，封建的父权、夫权任然是她们的梦魇。

　　《原野》是讲“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仇虎的复仇是贯穿全剧的主要线索“仇虎的复仇是社会最为典型的家族复仇，家族复仇是以血亲利害为尺度，有时甚至违背普通的社会伦理法则而表现出一种非人性的残忍”。仇虎把为父报仇作为其生命活力的支撑，在其发现害死父亲的焦阎王已经死了的时候，他整个人感觉都虚空了，所以他必须转嫁这种仇恨。仇虎在本质上真不是一个极恶之人，在他决定转移报仇对象之前他也曾经挣扎过，焦家一个瞎眼的焦母，一个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曾经是仇虎朋友的儿子焦大星，一个还是年幼无知的小黑子，这些人都不是性本善的仇虎真心想伤害的，但是最后封建的传统法则战胜了理性，仇虎还是毅然把复仇付诸行动。在仇虎的一系列复仇行为的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父债子还”、“杀人偿命”、等这些封建传统观念对他的毒害，他反抗的越是激烈，证明毒害的越深。然而，复仇完成之后，仇虎并没有体会到那种应有的快感，相反而来的是恐惧，是无所适从。他陷入了一种幻想，这种幻想把他折磨到精神崩溃，他迷失了自己，最后他在做这种焦灼之中颓然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仇虎从复仇再到死亡的这一过程，是因为他良知并未完全泯灭，他的杀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封建社会法则的残酷使然。

　　《北京人》所展示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的败落常常被看做是《雷雨》的反封建主题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京人》中，曹禺对封建就家庭进行了有一次猛烈地攻击和揭露，在这样的家庭里有封建家长曾皓，有过度受到士大夫文化腐蚀的曾文清，有在封建礼教浸染下成为“自愿奴隶”的愫方等一系列人物。在这些人物中，封建家庭的长子曾文清无疑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对他的形象的刻画，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中不良因素的对一个人的桎梏。曾文清没有什么特点，他最大的特单就是懒，“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种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这是他长期遵循的传统礼教的熏陶的结果，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传统的惯性力量有力地抓住曾文清，并且让他自觉地拥抱着这个有着巨大惯性力量的文化，着迷于这个文化中的各种物质表现形式，钟情于种种的文化事物，心甘情愿地被俘虏，而再没有力量去脱胎换骨”。曾文清已经忘记了独立的人格是何物，忘记了蓬勃的生命力应如何，他抛弃了个性和行动能力，慢慢的变成了一具“生命的空壳”。

　　终于当他父亲曾皓跪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被迫走出了家门，想要做点事情。然而，他所才去的方式又是那么理想化和让人哭笑不得。他带着他的一轴画想用一种饱含士大夫才气和符合士大夫高雅身份的方式谋生，结果可想而知，外面的世界比这个让他难于安心的家更加艰难，于是他又带着他那轴画回来了。回来以后的曾文清更加绝望，无所事事本不是他的本意，是文化的无意识的浸染的结果，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最后他以死结束了他“废物”一般的人生。

　　曹禺的剧作是关注传统文化的，单在这篇文章中所涉及的四部代表性剧作中就可以分明的体现出来。传统文化中并不都是糟粕，是害人的东西，也有积极的精华的部分，比如《北京人》中愫方的“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的人生箴言，还有“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信条，这种牺牲精神有时虽显得过于迂腐但无疑也是对女性传统美德的一种肯定。无论是对传统文化褒扬抑或是贬弃，都是曹禺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对于文化革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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