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史充斥着战争，充斥着流血的政治。时至今日，战争的阴影仍远未消除，永久和平的年代仍远未来到。既然战争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既然春秋时人孙武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早已成为共识，也就毫不奇怪作为我国第一部通史的《史记》，会格外青睐战争行为的主体——军人，会给军人留下大篇幅的记述空间。据统计，《史记》全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与战争有关，其中不乏备受赞誉的名篇，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白起王翦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等，传主大都是不同历史年代“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杰出军人代表，身上所蕴含的感天动地的精神力量，足以感召当代军人进一步坚定“能打仗，打胜仗”的信念，以无愧于时代的不凡业绩，进入当代史家所不能遗漏的新型传主的行列。

　　血性充沛赴死慨然

　　战争是要死人的，从冷兵器时代的“十步杀一人”，到核武器时代数十万生灵霎那间的消失，人们总能听到战地丧钟被死亡的幽灵不停地敲响。古往今来，没有哪种职业像军人这样经常贴近死亡，需要时时正视其狰狞面孔。考察一个军人的能力素质，关键就要看他能否正视淋漓的鲜血，能否经受死亡的考验，《史记》的军人传记篇章在这方面记述得特别充分。司马迁笔下的杰出军人，往往是在非生即死的危急关头，演绎着他们令人动容的生命传奇。读了《淮阴侯列传》，不会忘记韩信曾一度面临“坐法当斩”的生死考验，临刑前他毫无畏惧地质问道：“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读了《陈涉世家》，不会忘记陈胜在遇雨失期、“法皆斩”的危急时刻，喊出的震古烁今的话语——“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读了《李将军列传》，不会忘记当他深陷匈奴大军的围困，身边的“吏士皆无人色”，他却毫不畏惧，“意气自如”；读了《项羽本纪》，更不会忘记项羽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对于项羽的自刎乌江，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是颇有微辞的，写诗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认为项羽未能做到忍辱负重、百折不挠。但在司马迁看来，项羽的赴死是一种杀身成仁，他的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要知道，项羽宅心仁厚、勇悍刚强，这种品质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不得不佩服。在完成了推翻暴秦的大业以后，项羽虽然在战场上一如既往地所向披靡，但在内心深处，他认为个人的使命已经完成，早就不愿和刘邦再打下去了，不愿让天下百姓因为自己而深陷生灵涂炭的持久战中，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如果我们了解了项羽厌战爱民的心态，或许就能了解他日后选择自杀的意义所在了。他在突出了垓下重围之后，谢绝了乌江亭长的好意，没有选择卷土重来的道路，而是义无反顾地上演了自刎乌江的悲壮一幕。项羽的这种死，在《史记》研究专家吴汝煜先生看来是意义重大的，因为——“是项羽最先提出结束内战、消除人民痛苦的问题，也正是由他自己亲手解决了这个问题。”曾遭遇宫刑之耻的司马迁，在痛定思痛之后悟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道理，而项羽的自刎乌江，不正是司马迁所心仪的“重于泰山”之死吗？司马迁为什么把项羽之死写得惊天地泣鬼神？原因正在于此。

　　能打胜仗才干卓然

　　司马迁挥动如椽巨笔，采用他所发明的纪传体，从上古时期的黄帝，一直写到他所生活的西汉武帝时期。面对三千年以来曲折幽邃的时空隧道，面对灿若繁星的历史人物，他必须有所斟酌有所侧重，必须在拟定传主名单时精挑细选。他在《张丞相列传》中言及选择历史人物的标准，表示即使某些人官至高位，封侯拜相，但若“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毫无建树，尸位素餐，他也绝不为之立传。有幸成为《史记》传主的，均须才干不凡，成就突出。著名学者李长之先生曾感叹说：“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他还指出司马迁在整部《史记》中最喜爱的历史人物是项羽与李广，“写到他们的文章——《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也便是《史记》中最精彩，最炫耀人的文章了！”而这两个人物恰恰均为兵家，他们典型体现了《史记》中军人形象的职业素养，即会带兵，能打仗，讲武德，能力超群，有胆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