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项羽、李广，在《史记》中的战争天地充分展现军事天赋的，还有孙武、孙膑、吴起、田单、伍子胥、韩信、张良、卫青、霍去病等。在司马迁笔下，孙武的吴宫教阵、孙膑的进兵减灶、田单的火牛阵、韩信的深谋远虑、张良的运筹帷幄、卫霍的大战匈奴，不仅为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与“军事迷”所津津乐道，更是历代史家研究战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在唐代边塞诗中，人们可以看到其中充盈着浓郁的汉代情结，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被唐朝诗人竞相歌咏，荣光无限。“匈奴未灭不言家，驱逐行行边徼赊”（李昂《从军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王维《燕支行》）、“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李白《胡无人》）……上引诗句所用典故，出处均在《史记》。是司马迁的描绘，点燃了唐人的诗情，引发了唐人的追慕。在当代军事史论著当中，人们可以看到专家对汉代名将的盛情点赞，如倪乐雄先生对霍去病的赞颂——“其实西汉的霍去病就是中国古代的巴顿，和巴顿一样，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其用兵来如急雨、去如狂飙，犁廷扫穴般驰骋往来于匈奴腹地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用兵每战必胜，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这番评述来自于倪先生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细读。司马迁的记述作为西汉前期汉匈战争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激发了唐代诗人建功边陲的入世情怀，更激发了后世学者对以李广、霍去病为代表的汉代名将的探究热情。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征途上，岂能忽略对大汉盛世优秀军人及其战争谋略的学习与借鉴？由此可见《史记》战争记述的当代价值。

　　重战、研战而绝非好战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这几句话足以说明太史公撰写军人传记的两大思想原则——一是重战、研战，二是绝非好战。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评价司马迁的兵学修养道：“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司马迁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美誉，在于他不仅做到了深入研读战争资料，透彻了解笔下人物的戎马生涯与军事思想，还能做到走出书斋的狭小天地，实地考察传主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环境。例如，在《樊郦滕灌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等人原本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战争的暴风骤雨将他们推向历史舞台中心，成为名声显赫的人物。司马迁由此加深了对战争的认识，感受到战争在激发人的才智、改变人的命运乃至重建社会结构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扎扎实实的实地考察不仅为司马迁荣获“实录”桂冠打下坚实基础，也使他对战争的认识有别于一般文人，能对兵家的生长环境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真切地把握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是如何把他们磨砺成一代名将的。

　　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对战争人物倾注巨大的写作热情，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司马迁迷信暴力，也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好战分子。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时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控诉战争罪恶，反对穷兵黩武，声势浩大的反战思想经过先秦儒家孔、孟、荀的大力倡导，一直延伸至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战争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司马迁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他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明确地表达了重视战争而又反对滥用武力的辨证思维。司马迁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借主父偃《谏伐匈奴疏》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这说明司马迁重视兵家人物，倡导注重战争，研究兵略，不是好战，而是自强，抗暴御侮，维护和平。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闪射着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