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现象，即用两种乃至两种以上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包括那些本人虽然不懂外文但其作品被翻译成外国语言的作家。如何在学科与学理上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值得我们深思。

　　比如，我们都知道，写出《尘埃落定》的作家阿来，是一位用汉语进行写作的藏族作家，当我们讨论叙事时，从理论上讲，肯定会把他包括在内。如果是这样，那对于那些用藏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他们同样写的是，难道我们要把他们排除在外？

　　这里面会涉及两大问题，第一事关“政治正确”。是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度，谈论似不能以“语言”来划分或者做度量衡。如果一个藏族作家用汉语进行的创作就属于“叙事”或者被纳入到“叙事”之中，而另外一个藏族作家用藏语进行创作，其作品就被排除在“叙事”外，那这对同为藏族作家的藏语作家是不公平的，也可能被认为是汉语殖民的典型特征。

　　如果真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那么我们所讨论的“”，更准确或者更学术化的表述，就只能算是“华语（汉语）文学”笔下的。无疑，正如前文所说，这样的可能很难说是完整的。

　　当然，真要是这样来划分，也并无不可，正如我们只讨论小说，而不讨论诗歌、戏剧是一样的。但它同样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所必需要面对的，即如果以语言为界限，那么，在学理与学科上如何处理使用两种乃至多种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比如高行健用法语创作、哈金用英文创作等，还有像李翊云、严歌苓、裘小龙等一批双语作家。如果仅用语言来划分，那么，就会出现将作家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的现象，即只考虑其用华语（汉语）所创作的作品，而忽略与无视其用外文创作的作品（这与将少数民族作家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所创作的作品排除在外同理），这样无疑会把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很难想象，当我们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或者书写文学史的时候，会将同一个作家使用不同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品分裂开来加以论述，或者仅只论述其中一种语言的作品而无视其他语言的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或者什么样的理由来看，这样的做法在学理上和学科上似乎都难以自圆其说。

　　因此，我的观点是：讨论“讲述”的话题，除非是有所限定（比如仅只探讨华语即汉语笔下的），否则只要作品与有关，除了要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语（汉语）作家外，也不能忘记少数民族作家（无论他们用什么语言——比如维语、藏语等——进行创作），同时也应该涵盖那些移居海外（的华裔）并且用外文——比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进行创作者，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有关“”的“叙事”。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样的界定过于宽泛，也太过复杂，有可能会令人无所适从，但我们必须承认，只要我们是在讨论（何尝不复杂？的话题何尝不宽泛？），那么，这样“宽泛的定义”就可能是必须的，在学理和学科上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