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于1935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之“导言”中，胡适曾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理论的两个中心：“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字’，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按照胡适的说法，注意到文学内容的改革特别是“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文学革命的鼓动者们曾经在是年6月推出一本“易卜生专号”，其中包括胡适写的一篇文章名为《易卜生主义》，在文章里，胡适曾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共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易卜生热”反映的实质是西方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影响。无可否认地，个人解放是“五四”宣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最突出的特征，但这并不是说，从传统的精神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就由此走向极端。摆脱束缚之后的“个人”要以积极的姿态彻底融化于民族国家的有机体中，在晚清时代梁启超笔下著名的《新民说》中就已凸现。这一主张从深层的文化肌理角度来说，更多反映的是“转型时代”文化思想“破旧向新”的倾向。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后果而言，“个人”地位的提高与中西文明碰撞引发的连锁震荡有关，而“个人”走向现代之后，同样也走向一个现代民族的社会国家，则是“个人”与“群体”双重变奏的重要内容。

　　对个人主义的提倡在“文学革命”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此时更多局限于“文化对比”的过程里。在发表于1915年12月《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里，陈独秀曾以“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和“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表达对“个人本位主义”的推崇。这里，对“个人”的强调明显是以“中国传统”为参照物的，而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个人”的发现很自然会走向现实的人生，在稍后一篇名为《人生真义》的文章中，陈独秀又进一步强调“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但同样的一篇文章，陈独秀又写道“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连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陈独秀的主张被后来的研究者张灏称之为“近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意味着群体为主、个人为辅的观念”，二者以吊诡的方式并存于陈独秀的早期思想之中。

　　陈独秀的言论说明“个人”与“群体”，只有在相对层面上才能获取自身的意义，二者在不同时代和面向不同社会主题时的保持的位置也应当是不同的。这种“两歧性”的现状同样也体现在胡适的身上。《易卜生主义》虽然表露了胡适对易卜生精神的景仰，但对于将这种精神推广于中国却不免顾虑重重：“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哪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事实上，在写于1919年春天的《不朽——我的宗教》，关于“小我”和“大我”的关系论述，同样近似于社会有机论，而在1920年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胡适更是区别对待了“真的个人主义”并强烈反对了“假的个人主义”特别是“独善的个人主义”。

　　当然，与上述内容相比，最能体现文学革命实绩的则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表。“我们现在应该提倡新的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悯天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文学作品中“人”的发现与自觉，体现了新文学在表现方面的重要使命。这里除了包含对几千年封建宗法伦理社会的批判之外，还包括崭新的现代文学观念。随后，在《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中，周作人又有“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接着他又将新文学分为“艺术派”和“人生派”，“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而人生的文学则包括“文学是人性的”，“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两项内容。在文学经过“人”、“平民”、“人类”、“人生”的演化轨迹之后，周作人的“人学”观已经构成了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文学中的“人”从个性解放走向广阔的现实人生，正是文学革命从形式革命到内容革命的一个重要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个体”走向“群体”的过程。这种具有两歧倾向的内容生动体现了文学革命发展的过程性内容。随着五四后期，学生运动的展开，民族主义高潮日益高涨，群体意识越来越强的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进入20年代之后，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文学革命的整合趋向，相形之下，“个人”减色许多，但在不同立场上，“个人”与“群体”的对峙却依然存在。

　　鲁迅曾指出：“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的创刊和胡适大致此时在美国的“笔墨官司”，大致可以视为“文学革命”的前奏。至1917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较为完整和明确意义上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形成浪潮。1918年，文学革命的另一员主将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次年又写下《思想革命》，这一切都为文学革命注入了特定的内涵。1919年五四运动的出现，使文学革命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但作为一个过程，文学革命却大抵要持续到1922年《新青年》的休刊。由此看待文学革命的“两歧性”内容，其相互对峙的内容此消彼涨，共同贯注于文学革命的过程之中。尽管，历史的发展使这一内容发生了易位，但作为现代文学诞生复杂语境的一次呈现，研讨“两歧性”必然会对还原历史和预示未来产生重要的意义。而事实上，这一点，也确然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获得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