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兄弟原本各拥天赋，难分轩轾。在建安时代，二人各有拥护者，为了太子之争，两派皆为之尽力揶揄。当时人的着眼点主要在二人的性格，曹植是“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14]，是一位多才多艺、个性率直、学识渊博的文人公子。相反，曹丕城府深，他薄义寡恩和代汉自立的行为，为世人所不齿。一个是不自雕励、率真至性，一个是御之有术、不顾亲情，褒贬好恶已可见出。魏晋以后，这种褒贬好恶更加明显。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关于“七步诗”的记载，已经表明人们“抑丕扬植”的情感倾向。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道，“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可以看出此时的人们更关注曹丕的政治才干。宋代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贬抑曹植的情况不时出现。这些反面意见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对曹植其人性格的不满，如明代“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云：“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15]清初王夫之在此基础上又推波助澜，旗帜鲜明地针砭曹植，尊崇曹丕。他认为曹植是“与人以阶梯”，而曹丕则是“绝人攀跻”的，所以曹植“容易成名”，曹丕则不易攀跻[16]。这种论调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发表《论曹植》一文时达到极致。此后张德钧《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一文及廖仲安的《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都支持郭沫若的观点。

　　这些评论主要针对二人之性格、人格、地位而发，更有对其作品而发者。如《文选》中收录曹植作品39篇，而曹丕仅有7篇。在文学传播角度看，选本收录作品数量的多少，正是一位诗人能否流传后世的重要保证。虽然曹丕的《燕歌行》被称为“七言之始”，是曹丕的文学亮点所在，后人也给予了较高评价，如明人胡应麟曾云：“子恒《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17]但也有人批评曹丕在创作上像女人，其诗妍丽，缺乏大丈夫的英豪之气，远不及曹植。如徐祯卿有言：“曹丕质近美媛，远不逮植。”[18]对于曹植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对五言诗、乐府诗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后人无一例外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总之，关于文学方面的评论，基本都是抑丕扬植。

　　在这些关于曹丕和曹植的争论中，难免有主观臆断与情感的介入，但也有较为公允的评论。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曹植的优劣得失有着比较全面的阐释，在褒扬曹丕的同时并没有刻意打压曹植。再如清人陈祚明所言：“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19]这种既看到曹植的独特地位，又看到曹操、曹丕的文学成就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抑丕扬植”和“抑植扬丕”本也都是后代读者们自己的接受方式，它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

　　三、曹植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接受与评价

　　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可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20]，在后世影响巨大。南朝谢灵运谓之“八斗之才”，钟嵘誉之为“建安之杰”，刘勰谓之“群才之英”。其实，曹植作品的接受在文学史上也经历了一个由平至显的过程。建安时期，曹丕是邺下文人的实际领导者，他在《典论·论文》评论当时的辞赋：“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21]曹丕对王粲等人之赋大加赞赏，却不提曹植的赋，这显然是在故意回避曹植的才华。胡应麟《诗薮》中就曾指出：“曹氏弟兄相忌，他不暇言，止如杨榷艺文，子桓典论绝口不及陈思。”[22]因此，曹植赋的接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曹植自编《前录》，已有赋七十八篇，加上后期所作，数量应该不少，但流传至今，却已丢失近半，其间原因也与此相关。其后东晋，又因玄风盛行，文学志趣不同，曹植作品的接受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南北朝时期是曹植作品接受史上的黄金时期，重要表现之一便是曹植的多篇作品入选《文选》。《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总集，入选《文选》，意味着得到了当时文坛上的高度认可。曹植是建安作家中入选作品最多的，在入选《文选》的作家中居第三，共三十九篇，如《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箜篌引》《求自试表》《与杨德祖书》等，后代对曹植作品的接受大体也都集中在这些篇目。曹植作品大量入选总集，非常有利于其传播。曹植的集子在唐代以后一度失传，当时人们就主要通过《文选》来了解曹植的文学成就。除此之外，《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古文苑》等，都对保存曹植作品以及促进其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之所以是曹植接受史上的一个高潮，还与颜延之、谢灵运、沈约、钟嵘、刘勰等一大批著名诗人的评论相关。颜延之《庭诰（节录）》云：“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23]沈约《宋书自序（节录）》云：“（始兴王）睿重教（沈璞）曰……昔曹植有言，下笔成章，良谓逸才赡藻，夸其辞说，以今况之，方知其信。”[24]而首次为曹植确立经典地位的则是南朝文论家钟嵘，他在《诗品》中指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呼！陈思王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中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自此之后，曹植作为一流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算确立。

　　唐代文坛对曹植的接受基本上出于对其才华的认同，以及对其慷慨豪迈之情的赞赏。李白、杜甫等诗人皆曾表示过对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态度。不同的是，在接受方式上，六朝读者的接受更多体现在对曹植作品的模拟上，而唐代诗人则通过吟咏曹作及与曹植有关的史事来间接表示对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态度。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25]“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26]李商隐既认同曹植才华，又对其命运颇有些嗟叹：“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27]此时的曹植已经成为人们心中唐前诗歌的最佳代表。

　　宋代读者对曹植的接受态度较之从前有些回落，但总体上仍对曹植的文学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宋代张戒在反驳苏轼独崇陶诗的观点时，又将曹植推向诗界第一的地位。“子瞻则又专称渊明，且曰‘曹、刘、鲍、谢、李、杜诸子皆不及也，’夫鲍、谢不及则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诗，亦何愧于渊明？即渊明之诗，妙在有味耳。而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28]”张戒认为曹作以“韵胜”，“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29]”。又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30]”且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31]刘克庄、范晞文等人对曹植也有公允的评价。刘克庄：“曹植以盖代之才，他人犹爱之，况于父乎？”[32]而《文选》在宋代甚广的流传，客观上有助于曹植作品的文学传播。

　　明清时期，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进入平稳阶段，总体上是有褒有贬，而褒多于贬。如徐祯卿有言：“《垓下》之歌，出自流离；《煮豆》之诗，成于草率；命词慷慨，并自奇工。此则深情素气，激而成言，诗之权例也。”[33]但他又认为：“思王《野田黄雀行》，譬如锥出囊中，太索露矣。”[34]这就是对曹植作品的批评意见。对曹植的贬抑主要来自徐祯卿、王世贞、王夫之等少数几人，大多数诗论家还是将曹植与杜甫等人一并加以推崇的。如许学夷《诗源辨体》反驳王世贞道：“子桓……《杂诗》而外，去弟实远。谓子建实逊父兄，岂为定论！”[35]再如胡应麟云：“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斯二者，独魏陈思。……陈思藻丽，绝世无双，揽其四言，实《三百》之遗；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36]清代的吴淇虽指出曹植某些不足，同时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他说：“子建之诗，檃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其浑雄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37]丁晏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38]这是将曹植作为文学史上的正轨颛门来标榜。这是明清两代文学批评界的主流观念。

　　到了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论曹植》一文中对曹植评价说：“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但尽管道学先生们要替曹植粉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却认定他是一位才子。而他的诗文对于后人的影响，也已经早成为过去了。”“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他总也显示着一个半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摹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乎无篇不摹仿，无句不摹仿，可谓集摹仿之大成。”[39]由此可见，郭沫若对曹植并不十分推崇。考虑到《论曹植》一文的深意是要为曹操翻案，所以“忠君就痛恨曹操和曹丕”云云，就不能视为客观的评析。待文革以后，人们以客观的眼光再来衡量文学史时，曹植的地位又重新回到了他应有的位置。

　　四、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