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笔记小说发展至《国史补》而确立这种与传统志怪划清界限的纯粹模式绝非偶然，深入考察《国史补》，可从时代、作者本人等角度窥见其原因，兹就此进行探究。

　　唐代史学繁荣及文士普遍的崇史情怀影响了李肇，并最终推动了《国史补》对于纯粹笔记小说模式的确立。唐代极为注重正史的修撰，唐初史官社会地位甚高，文士多企羡史职，自然重视裨补史缺的创作观念，这必然影响到李肇的创作，使其注重笔记小说对于正史的裨补。唐代国力高度强盛，史学也随之繁荣，《旧唐书·职官志二》云：“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③1852由此可见，唐代不仅官修国史，至太宗时更由宰相监修，后来循此成为惯例，国家对修撰史书的重视程度空前。而“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即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③1853能够兼任史官自然成为文人士子的一种荣耀，无论能否参与修史，文士都会心怀向往。李肇自然也不例外，不能参与修史，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则可以有所表现，同样可以秉持史官的理念进行创作。如卷上“熊执易义风”条赞扬熊执易的义举，是“示劝戒”之意。而如上述“师子国海舶”等条，所记涉及海上贸易、港口管理，甚至走私情况，多为正史所不能及。

　　促成《国史补》对纯粹笔记小说模式确立的另一原因正是唐代史学繁荣的副作用。唐初太宗即大力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实际上也就是直接代表着皇帝，《晋书》为太宗“御撰”，《隋书》更是着力于借鉴隋亡的深刻历史教训，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政治意味浓厚。官修的极度兴盛自然也就带来私修的衰落，唐初虽不明禁私修史书，但大规模的官修工作也就自然使得私修难以进行。唐以前历代史书数量不可谓少，但均以私修较为出色，尤其是司马迁《史记》之“一家之言”，不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出发点，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而唐代的现实情况使得《史记》这种只为“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作不可能存在，官修史书往往为尊者讳，于事实记述中曲回宛转，闪烁其词，甚至扭曲事实。终有唐一代也未能完成一部本朝史书的修撰，即使是起居注也在安史之乱后渐趋停滞。史学繁荣既给李肇等文士带来修史的向往，而其副作用又带来繁荣表象下史书修撰的缺失遗憾。这不能不刺激着他们更迫切地想要承担历史责任，裨补史缺。官修既已陷入困境，私修更加不切实际，那么也只好以笔记小说的形式去撰写自己的野史，在笔记小说的记叙中寄寓自己的褒贬。这些最终促成了李肇在《国史补》中“纪事实”，尤其是一些正史所不及的遗闻逸事，因为更加切合笔记小说的形式，被更多地保存下来。如卷上“玄宗幸长安”条记玄宗西幸长安，表现了李林甫的巧言献媚和玄宗的疏贤亲佞。其文云：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待冬中。”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班旅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脚疾，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焉用择时？假有妨于刈获，则独可蠲免沿路租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说，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旬月，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焉。④

　　此条典型体现了《国史补》纯粹笔记小说的模式。正史对某些事情的描绘模糊不清，而从本条记载中可以发掘很多有价值的史料，玄宗不听劝谏，随意听信奸相李林甫，这些事实可补正史之缺，李林甫等人的丑恶嘴脸于此得到比《通鉴》等所载更为详尽的披露。正是上述史学发展的缺憾促成了这种模式的发展。

　　此外，唐代笔记小说作家群整体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李肇个人的情况对于《国史补》确立纯粹的笔记小说模式，尤其是对剔除神怪猥亵，与传统志怪划清界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代文学繁盛，笔记小说的创作进入自觉阶段，这一体裁不再被看做是“君子弗为”的末流，文人士子也较少鄙视笔记小说的创作，反而比较多地参与其中。尤其是“温卷”之风的形成，更促进了举子的创作，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⑤笔记小说创作不仅不是小道，而且成了仕进的敲门砖，这就吸引了更多文化水平较高的创作者。反观魏晋南北朝，当时的小说创作多出于僧道方士或闲散文人之手，多数作品只是简单地称道灵异，宣扬迷信，甚至带有传教或牟利的目的，难免粗制滥造。唐代笔记小说作家群自然不满于这种现象，自然产生对前代神鬼怪异内容的排斥，刘餗、李肇都有着较高的史学、文学修养，其创作自然走向纯粹一路。即使偶有语涉神怪，也多是暗含寓意。李肇本人的身份也决定其创作秉持严肃的态度，以裨补史缺自任，脱离传统志怪。

　　《国史补》所确立的纯粹笔记小说模式，提升了笔记小说的文学性和史料价值，为后世所普遍接受，唐代至宋代，影响了《北梦琐言》、《归田录》等一大批笔记小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