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下班以后的莫雷尔经常到酒馆去和其他矿工们喝酒,这种行为对于莫雷尔来说是排解压力,寻找短暂生活乐趣的方式,但是对于妻子和孩子们来说,醉醺醺的丈夫和父亲是他们再厌恶不过的了。在英国一些描述工人阶级生活特性的著作中提到,工人阶级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职业上非常相似,严格区分性别角色,譬如注重男性群体纽带,在工作和闲暇当中(喝酒,赌博和体育活动)最看重的就是要忠于“哥们关系”mateship——女性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圈定在孤立的家庭领域。”(费瑟斯通144)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也直接导致了夫妻之间交流的障碍。对于工人阶级男性来说,寻求交流和安慰的对象已经不再是抱怨家庭琐事的妻子,而是和自己有共同经历的工作伙伴,而这又导致了两性关系之间的异化。 一方面是莫雷尔无处发泄自己繁重工作的压力和不满,另一方面是莫雷尔夫人希望自己的丈夫体贴热情,但是白天的地鼠一般的工作不仅耗尽了他的体力也耗尽了他的精神,他没有办法再微笑着拥抱妻子,也没有办法体贴的对待妻子。作为煤矿工人,莫雷尔白天一整天拼命赚钱养家糊口,而妻子呆在家里照顾孩子,处理家务,夫妻两人根本没有交流的时间和机会。长时间的缺乏交流,使得两人之间感情上的隔膜越来越深。在莫雷尔夫人看来,丈夫是个脾气暴躁,不负责任又爱酗酒的酒鬼;而在莫雷尔眼里,妻子对自己的忽视甚至是憎恨更让他努力逃离家庭,用酒精麻醉自己。煤矿工人莫雷尔不仅在社会中成为隐形人,也在家庭中成为被漠视的丈夫,成为爱情中的“隐形人”。 四、被孤立的父亲:亲情中的“隐形人” 在这部小说中,瓦尔特·莫雷尔的三个孩子,尤其是大儿子威廉和二儿子保罗也是作者着笔的重点。从小生活在父母争吵之中的他们,看惯了父亲莫雷尔醉醺醺的样子,也看惯了父亲对母亲的粗鲁,因此对父亲并没有过多的爱和亲情,取而代之的是厌恶甚至是憎恨。在家庭这个舞台上,瓦尔特·莫雷尔不仅仅是个被漠视的丈夫,还是个被孤立的父亲。 小说中,莫雷尔和他的孩子们几乎没有直接的对话,更谈不上感情的交流。母亲与父亲的不断争吵以及母亲对孩子们的影响也让他们逐渐对父亲疏远,认为父亲是引起家庭争端的主要原因。莫雷尔的三个孩子都更倾向于和母亲进行交流,更同情母亲,也更憎恨脾气暴躁的父亲。随着保罗长大,莫雷尔夫人就“跟儿子谈啊谈的,仿佛边想边把心事都告诉他似的,他也尽力耐心听着,帮她分担烦恼,减轻她的痛苦,到后来,她竟不知不觉的几乎跟他无话不谈了。”在这个家庭中,莫雷尔逐渐被妻子蔑视,被子女疏远,被隔离在家庭之外,尽管他才是那个为了养家糊口而辛勤工作的父亲。他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激情,变得冷淡、麻木,也得不到家庭成员的爱。他经常独来独往,独自行动。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莫雷尔就像是行走在这个家庭中间的隐形人一样,被其他人忽略。他甚至吃饭都得一人单独吃。“莫雷尔一个人粗鲁地吃了起来,故意弄出好多声响。没人跟他说话。他一进屋,家庭生活就退缩并消失,成了一片静默。不过他不再在乎这种疏远了。” 劳伦斯在1912年写给朋友和资助人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提到:“一个有个性、文雅讲究的女子步入下层阶级,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她对丈夫有过激情,孩子们便是这种激情的产物。但当儿子长大时,他们爱的是母亲——所有的儿子都痛恨、妒忌父亲。”从劳伦斯对这部作品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在莫雷尔的家庭中,由于父亲的酗酒和粗暴脾气,儿子们从小就对父亲产生了厌恶甚至憎恨之情。这种对于母亲的极度同情和对父亲的厌恶逐渐导致了儿子们的恋母情结,而这种趋势的发展徒增儿子们对于母亲畸形的依恋和对父亲的强烈排斥。对于莫雷尔来说,他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不仅影响了夫妻之间的和谐,还直接影响了他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母子关系在这个家庭里都是畸形的存在。 结 论 在《儿子与情人》中,作者劳伦斯以自己的家庭成长经历为写作素材,塑造了煤矿工人瓦尔特·莫雷尔以及其妻子和几个孩子的人物形象,小说描写了矿工瓦尔特·莫雷尔一家的家庭生活和各种矛盾。整部小说中,夫妻之间的矛盾,父子之间的矛盾一直贯穿整个故事情节,而这些矛盾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就是煤矿工人瓦尔特·莫雷尔。无论是在社会的舞台上,还是在家庭的舞台上,莫雷尔似乎一直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角色,慢慢淡出社会以及家庭的视线,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隐形人”。莫雷尔这种被边缘化的地位和“隐形人”的角色与他的煤矿工人职业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矿工这种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他没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从事正常的社交工作,他在人们熟睡的时候就出门上班,在夜色朦胧的时候才从矿井中爬出来。这样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使得他被社会边缘化,甚至没有办法融入到基本的社会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中去,他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少。面对机械工业化对人性的摧残,福斯特曾经提出:“唯一能够将人类从腐朽工业化进程中拯救出来的方式就是重新调解人际关系。”对于个体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个体社会身份确定的重要因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是工业社会人性异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只有消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才能促使个体个性的完整。家庭是个体获取归属感和精神抚慰的核心地方,但是对于大多数像莫雷尔的矿工来说,工作上的压力并不能从家庭中获得缓解和倾诉,家庭对于他来说已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活着,做一个活人,做一个完整的活人,”是劳伦斯在随笔中所提到的对于人生存意义的总结。然而对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矿工来说,他们那种恶劣的工作环境给予他们的只能是勉强的生存,勉强的活着。这种活着是物质上的需求,而对于他们来说,物质上的需求尚且难以达到,更不要提精神上的活着。受剥削的矿工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活人。 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工业文明的发展,煤矿工业的蓬勃对于资本家来说是个积累财富的好时机,可是对于大多数底层的煤矿工人来说,生活却又是另外一个场景。煤矿工业蓬勃发展是以牺牲大批底层煤矿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他们辛苦如地鼠般工作,却仍旧过着困窘的生活,他们努力赚钱养家,却失去了爱的能力和被爱的权利,成为了生活中的“隐形人”。这种隐藏在经济繁荣发展中人物的悲剧命运,人性的异化和家庭关系的异化是另一个值得核心期刊目录2014关注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D.H.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M].赵苏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D.H.劳伦斯.劳伦斯文艺随笔[M].黑马,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3]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M].陈书园,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 [4]D.H.劳伦.意大利的黄昏[M].文朴,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5]费瑟斯通,迈克.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M].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袁瑞姣,孙丽梅.浅析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中“黑暗”和“花”的象征意义[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6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