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透露异居北塞遗人思乡与流人情谊的诗著。函可出生于官宦之家，少时且有才名，生活优渥，却因文字狱无辜定罪，且要忍受流戍绝塞之苦。他的思乡诗常有着悲切、沉重的基调，借今戍地遥忆故国亲人。“重关犹未度，破钠早生寒。大海依然险，危峦空自攒。乡书万里绝，鼓角五更酸。敢望能生入？回头仔细看。”（《宿山海关》）清军长驱山海关直取中原，而自己却不再有生入回乡的可能，遂回首将山海关美景尽收心底，留后咀嚼。当身在沈阳流放地收到家乡来信，全家几乎殉难于抗清的争斗，独剩一弟，病魄支离，可剩人却无力回天，心痛欲绝。《沈阳杂诗二十首》之十七：“几载望乡信，音来却畏真。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地下反相聚，天涯孰与邻？” 当举族被屠、亲人无存的残酷患后，函可虽身在佛门，却情丝未尽，他将全部的感情寄托在与当地文士同流的交往上。他们唱诗附和，抵足长谈，互慰互勉，寻求心灵的共鸣与慰藉。有与交情甚笃的流人左懋泰的苦中求乐诗作，如《大翁再过》；有纪念哀悼朋友的《哭左吏部大来八首》；又有与之交往密切的当地遗民僧道苗君稷互相馈赠的诗著，如《苗炼师雪中入山相访》以及送行诗《送苗炼师入燕》等。这些唱和作品，既是对当时人生活的反馈和心灵的抒写，又起到记录一代人精神面貌的作用，因而实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

　　流放沈阳固然是剩和尚人生中极大的不幸，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如此的经历推促他成为清初东北诗坛的领袖，诚如张玉兴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中指出的，函可实为清初“辽沈文化的中心人物”。因函可剩人十余年异居遣地的生活，所闻所感皆在东北大地，难免诗歌中流有北方特色。故其诗歌思想遂为深邃，感情更为沉挚，风格也退却了南方的婉致幽丽，取而代之的是北方的雄浑质朴。总体而言，剩和尚《千山诗集》的风格是沉健豪迈、气骨浑厚、质朴遒劲的。

　　三、从函可流放东北看民族融合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上古及清代，如函可有着两地“分居”生活体验般的文仕为数甚多。如从汉代的苏武到南北朝时期的庾信，从宋代的洪皓到清代和函可剩人一样被流放到边塞的一批批南方文仕与僧人。他们历经朝代的更迭、地域的移转，遭遇着外人不曾领略的困苦、磨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他们个人命运的终结。犹如函可剩人般流放后不觉释然的他们激发了自身独特的艺术创造，究其原因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变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不过要想实现南北融合，首先文化交融上要创造独特诗风，逆袭南方柔婉清绮与北方质朴刚健的诗风，民族融合乃至文学、文人融合的步伐才会有质的飞跃。归根结底，民族融合是文学融合的背景和前提，是促进文学南北融合、推动文学发展创新的条件和动力，而文人起着沟通者、推动者的重要作用。

　　从文化层面上讲，函可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诗歌的方式，为东北荒漠吹进了一缕春风，再加上他本人与北方相反相成的气质融合，以致长期的南北融合文化积淀终于结出艺术果实。于是嘉庆道光年间在蛮荒之地崛起了诗文《千山诗集》，并出现了东北本土诗歌创作群体。函可“有书延贱命”般地在逆境中坚持创作，使得不同地域不同文学风格在清初东北大地有了相互交流和碰撞的机会，为东北文学延续至今起着承传薪火的作用。然而在历史的大洪流中发展着的民族与地域文化融合则恰好为这样的论文答辩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促使中国古代文学不断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函可撰，崔世勋整理.千山诗集[M].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2] 张玉兴选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M].沈阳：辽沈书社，1988.

　　[3] 李春燕.东北文学史论[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