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四青年节过后，《人民日报》发表《莫让青春染暮气》的评论，追问"是什么，让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并坦言现实的竞争压力使这些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年轻人"未老先衰"。有趣的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曾经发表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掀起了一场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为"我"突破"文革"的蒙蔽，走向新的"自我"提供了情感支撑，这个觉醒的"我"的精神内核就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30多年之后，新一代的年轻人却背负着"一言难尽的青春滋味"，青年人的前途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敏感话题。青年在社会、文化想象中为何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青年人的气质又为何会成为一个关乎国运、关乎未来的大问题？这与青年尤其是新青年在20世纪现代中国、革命中国中成为历史主体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

 

　　青年想象与青春叙事

 

　　青年不仅是一个年龄的特定阶段，还被赋予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涵义。青年本身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方式，比如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青年人被作为爱国的、激进的力量，有很多以青年命名的政党出现。青年还是创造新生的、现代文化的主力军。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青年也具有这样两个涵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的开端，也是青年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青年一方面是政治性的，是新的国民，是反帝爱国的先锋，另一方面青年又是新文化的主体，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就是《新青年》杂志。这种"新青年"的诞生与现代大学教育制度有关，一群接受西式、现代教育的新人与现代中国的诞生同时出现。"五四"还产生了一种贯穿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模式，这就是以大学生运动为先导，然后蔓延到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动员方式，直到80年代末期，这种模式才被终结。

 

　　青年人成为历史的主体，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青年人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成为试图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主宰者则是20世纪60年代。那个年代出现了以青年为主体的反体制运动，如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意大利"热秋"等全球联动的造反运动，这些横跨冷战分界线的青年反叛运动不仅是一种尝试打破现存秩序、批判现代性的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场彻底反思资产主义工业社会、创造新的文明形态的反文化运动。青年人之所以会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与60年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随着战后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出现，工人阶级白领化，两极分化的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后工业社会的幻想就是阶级的消逝，所谓消费面前人人平等。无产阶级在第一世界的消失，是因为转移到第三世界了。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所预言，工人阶级不再是革命的主体，学生才是最革命的群体。以学生为主的青年反叛运动成为60年代革命运动的主力，这次席卷全球的反叛运动的特点是以文化的名义发动的革命（包括中国的"文革"在内），光改变国家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文化革命才是最重要的革命形式。

 

　　随着60年代末期政治反叛运动遭遇挫折、瓦解，最终销声匿迹，但反文化运动却全面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其中，美国青年偶像詹姆斯·迪恩主演的电影《无因的反叛》（1955年）和日本导演大岛渚执导的《青春残酷物语》（1960年）成为青春叙事的基本主题。如果说青春叙事是6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的文化遗产，那么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化）以来所带来的变化就是，青年人从"愤怒的青年"变成了后工业时代的消费者。青春、时尚、反叛等青少年亚文化开始全面"占领"主流文化的舞台。消费主义的文化开始以青年为主导，青年亚文化不再是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状态，而是主流文化变成了青年文化。这改变了文化生产的基本状态，市场化的文化只与青年人这个特定的群体发生关系，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态越来越呈现一种相对低龄化、幼稚化的特征。正如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产业--网络游戏、电影产业、流行音乐、小剧场话剧和图书市场等，年轻人都是最核心的消费群体，这也导致青春叙事变成一种最具市场价值的类型，于是，青春剧、青春片成为大众文化屡试不爽的叙事主题。

 

　　中国的青春叙事开启于80年代的知青作家，如张承志、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阿城、梁晓声等，这些知青故事把60年代或革命年代讲述为一种青年人遭遇生命挫折与精神成长的历程，尤其是呈现青春伤痕和无悔青春的双重故事。如果说在80年代反思革命及历史暴力的主流叙述中，青春话语成为一处言说革命的另一幅面孔"理想与浪漫"的特殊空间，那么在90年代以来的文化消费市场中，这些"青春+革命"的文化表述被改写为一抹"血色浪漫"的故事。1994年姜文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骚动不安的青春拉开了红色怀旧的序幕，新世纪以来《血色浪漫》（2004年）、《与青春有关的日子》（2006年）、《大院子女》（2006年）等电视剧则以青春的名义重写50～70年代的故事。这种红色青春故事的意义在于把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实践与个体生命的成长史结合起来，用青春的理想、无知和莽撞来把中国的六七十年代书写为去政治化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曾经在80年代被叙述为血迹斑斑的革命暴政变成了充满理想、纯洁和浪漫的时代，红色历史不再是荒诞年代的异质故事，也可以成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风景，甚或怀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