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剧的腹黑化

 

　　如果说这种红色青春剧是红色文化与文化消费"嫁接"的产物，那么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中更为常见的青春故事则是来自于日本、港台的青春偶像剧，如《东京爱情故事》（1991年）、《流星花园》（2002年）等在内地引起热映的电视剧，与之相关的是内地也出品过如《十六岁的花季》（1990年）、《将爱情进行到底》（1998年）等校园青春剧。在这些剧中，青春变成了俊男美女的言情剧，不管是至死不渝的真爱，还是最终分手的怅然，青春成为爱情的挥霍之地。这种青春爱情剧在2005年前后出现了一种变奏形态，这就是白领职场剧的流行，如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电视剧的《杜拉拉升职记》、还有赵宝刚执导的《奋斗》（2007年）、《我的青春谁做主》（2008年）以及康洪雷执导的《士兵突击》（2006年）和《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等影视剧，这些剧大都讲述青年人在职场或军事斗争中奋斗、励志的故事。这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有责任、有信仰的职场达人的故事并没能持续多久，就遭遇到《蜗居》（2009年）、《裸婚时代》（2011年）的窘迫。

 

　　按照《蜗居》中姐姐海萍的说法"挣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本来可以成为都市"主人/房主"的中产阶层却"想成为房奴而不得"，"居高不下的房价"成为都市青年婚姻、家庭、个人奋斗的最大屏障。与《蜗居》相似，《裸婚时代》也被认为同样呈现了高房价之下都市白领的"伤痛"。房子及其两个家庭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变迁使得都市白领刘易阳/童佳倩有了贫富之别，这也成为他们婚后的最大矛盾，尤其生育之后的日常生活彻底击碎了他们恋爱时代的浪漫和冲动。两部剧尽管呈现了房奴的卑微和困境，但也表现了都市白领们在这种生活不公平、人生不平等的牢骚中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地过上"蜗居"的生活，他们除了继续勇敢地"奋斗"下去并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像那只"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的蜗牛。不过，这些传播"正能量"的青春励志故事又很快被置换为一种职场腹黑剧。

 

　　如果说2012年热映的《后宫·甄传》使得"宫斗"成为当下年轻人想象历史和言说现实处境的重要方式，那么随后热播的三部青春剧《北京爱情故事》、《浮沉》和《北京青年》则把自由竞争、实现自我价值的职场彻底腹黑化。《北京爱情故事》讲述三个大学同窗毕业后在北京"奋斗"的故事，其主创团队（尤其是主要演员）来自于《士兵突击》。与彼时许三多式的"又傻又天真"的农村娃最终成长为特种兵相比，此时农家子弟石小猛大学毕业之后面对北京这个欲望之都，却"清醒地"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奋斗都不可能与同窗好友"高富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连入场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和丝一样成为打酱油的看客。剧中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已经变成了与狼共舞的资本战场（剧中的成功人士都是具有狼性精神的资本操盘手），在这个看不见的"资本"角斗场中穷小子石小猛再也找不到奋斗、励志和升职的空间，除非他也变成后宫中甄般的腹黑女。与这种腹黑北京的描述相似，在另一部电视剧《浮沉》中，繁华耀眼的上海外滩也变成了职场菜鸟眼中流淌着黑色液体的尔虞我诈之都。

 

　　《浮沉》一开始就是在大雪纷飞之夜，刚刚经历分手的沪漂乔莉一个人茫然地流浪在"夜上海"的街头。乔莉下决心要做一名销售，靠自己的努力和业绩来赢得未来。可是，乔莉很快发现自己喜欢的、一见钟情的上司陆帆，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实现公司或个人的利益，自己不过是陆帆职场前进的炮灰、棋子和马前卒。这种曾经被作为公平竞争、个人奋斗的白领职场规划，充满了明争暗斗和肮脏交易。显然，这与其说是光鲜夺目的自由奋斗的"人上人"的生活（从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外企白领一直是离开体制、公平竞争的理想人生），不如说更是甄式的"超级黑"的后宫世界。从《杜拉拉升职记》、《士兵突击》的清新、向上和奋斗到《甄传》、《浮沉》的职场"腹黑化"成为近四五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隐喻。

 

　　相比乔莉不再迷恋于高楼林立的上海外滩而"审时度势"地选择爱上国企厂长（一个邋里邋遢的离婚大叔），2012年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北京青年》中拥有公务员、医生、海归和富二代身份的兄弟四人要一起离开北京"重走一回青春"。尽管这部剧与之前的《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有着相似的主题："找回自我"、"我的青春我做主"，但是这种主动逃离稳定的体制内生活的举动本身也具有新的意义。离开体制的大哥何东做过餐厅服务员、海鲜市场管理员、快递工和劳工市场的小包工头等体力劳动者，这些很少在"奋斗"、"创业"的场景中出现的都市打工者以这种方式与曾经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耦合"在一起，或者说，他们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装丝"的瘾。如果说这种开着JEEP车到异地搞生存体验的自驾游略显奢侈，那么这些80后的逃离本身说明中产梦的幻灭。

 

　　没有青春的青春片

 

　　如果说2010年前后的青春剧在讲述都市白领无法实现中产梦的故事，那么今年上半年出现的几部青春片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处理相似的主题。这几部电影分别是《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消逝的青春》（简称《致青春》）和《中国合伙人》，这些电影都是投资在五千万上下的中小成本影片，却收获了5亿或7亿以上的票房，这在中国电影市场中是很少见的现象。之所以会获得如此高的票房，恐怕与这些影片敏锐地触及影院观影主体的青年人的现实生活有关。正如《致青春》与其说在怀念已然消逝的青春，不如说恰好讲述了一个没有青春的青春故事。这部电影有一款分成上下两部分的海报，上半部分是几位主角分别拿着西瓜（郑薇）、鱼缸（阮莞）、建筑模型（陈孝正）和录音机（林静），下半部分则是这些物品在坠落中狠狠地摔碎，中间则是影片的名字。这款海报清晰地说明了影片的主题，就是讲述这些俊男靓女们无比珍视的"青春象征物"被毫不留情地毁灭的过程。《致青春》所念兹在兹的"青春"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电影片头段落是郑薇的公主梦，使用了两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一个是娇嫩的豌豆公主，一个是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这两个故事都是一种低阶层的女人如何一夜之间变身公主的奇幻记，这也正是浪漫爱情在大众文化书写中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呈现一种跨越阶级鸿沟的白日梦。与这种越界之爱不同，《致青春》中郑薇选择了与自己"不打不成交"的穷小子陈孝正。当陈孝正答应做郑薇男朋友之时，她感觉到自己穿上了那只水晶鞋，这份爱情的前提是郑薇"错过嫁入豪门"的诱惑以及陈孝正"错过当校长女婿"的良机。不过，爱情很快遇到了冷冰冰的现实。在周围都是镜子的水房中，陈孝正说了他的至理名言"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他清楚地知道出身平凡的郑薇无法给他带来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魔力"。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相信爱情的存在，这就是布依族美女阮莞，她精心呵护着与高中初恋男友的恋情。可是，男友出轨后找阮莞求救，蒙在鼓里的阮莞与男友出现在墙面镜子中的一角，暗示出这份初恋只能是水中镜月。如果再加上阮莞穿着婚纱揽镜自照，可以说影片中几次出现的"镜子"彻底击碎了青春恋情的迷梦。

 

　　值得追问的是，在《致青春》中郑薇的爱情为何会与陈孝正的个人成功相冲突呢？对于陈孝正来说，与郑薇在一起和他实现从穷小子变成成功者的美国梦是如此地不可兼得。电影还讲述了一位同样出身底层的"假小子"朱小北捍卫尊严的故事，她因被诬蔑从超市偷东西而愤然砸烂超市，最终被学校开除。影片结尾处改名为刘云的朱小北开办了一家儿童记忆培训公司，专门教人过目不忘的"刘云记忆法"，而此时的刘云却彻底遗忘或拒绝"朱小北"的名字，这种记忆/失忆恰好呈现了刘云/朱小北所遭受的屈辱是如此之痛切，也只有通过个人式的成功才能找回丧失的尊严。这种无处不在的"偏见"在电影一开始就存在，正如陈孝正/黎维娟都宣称有洁癖，要用布帘子把自己与其他室友区分开，这种可见的帘子就是一张埋在陈孝正/黎维娟内心深处的阶级区隔，他们非常清楚"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所以郑薇与陈孝正的偶遇就暗示他们不可能在一起的结局，因为郑薇弄坏了陈孝正的建筑模型，这无疑动摇了他的人生大厦。

 

　　影片结尾的高潮段落，阮莞在结婚前答应初恋男友去听Suede（山羊皮乐队）北京演唱会，结果却在赴约的过程中遭遇车祸命丧黄泉。阮莞为"青春不朽"付出了惨痛代价，她的死不仅是对青春的献祭，更是对青春价值的否定。最终郑薇选择离开初恋男友林静，在搭乘的货车上，她看着大自然的风景产生了新的感悟："我们都爱自己，胜过爱爱情，现在我知道，其实爱一个人应该像爱祖国、山川、河流"，画面是湍急的河流和峻拔的高山。这段很像革命历史电影中经常使用的"触景生情"式的升华段落，或许就是郑薇求一己之小爱失败之后产生的"爱祖国"等超越性价值的顿悟。

 

　　如果说《致青春》讲述了青春梦的幻灭，那么《北京遇上西雅图》则把这种青春梦更加清晰地呈现为中产梦。这部电影中有一个看不见的角色就是包养文佳佳的大款老钟，老钟的不可见恰如看不见的虚拟资本，成为供给文佳佳在西雅图/纽约畅通无阻的生命线。相比回到北京的文佳佳身处一个建国前的、西方贵族式的奢华空间，Frank所置身的美国则成为中产者可以勤劳致富、共享家庭之欢的地方。文佳佳对老钟的抛弃，与其说是厌倦法餐、游艇的奢华，渴望过豆浆油条式的小日子，不如说封闭、压抑的北京已经无处安置文佳佳的中产梦，只好远赴重洋来到金融危机的美国寻找"两个孩子和一只大狗"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在这里，这些影视剧文本非常真切地呈现了当下年轻人在现实结构中的困窘和压力。

 

　　雷锋为何不需要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