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于鬼神的观念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很少提及鬼神，他所关心的只是现实的世界和人生，而对于是否有鬼神、对于死后是否有另一个世界，他都不予考虑，不去讨论[4]61。“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些都表明了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即要对鬼神敬而远之，专心致力于人道。

　　相反，墨子的“明鬼”思想肯定了鬼神的意志。他引用了中国有史以来“见鬼之形，闻鬼之声”的诸多记载，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而非虚妄。但墨子对鬼神意志的肯定，也并非是上古野蛮时代对于鬼神的绝对信仰，而是将它作为检验人心、改良社会的一种方法，算是以古代的迷信思想来为世俗之人说法。

　　二、道德观念上的区别

　　（一）对于仁爱的观念

　　儒墨两家都讲“仁爱”、“爱人”，都以“利人济世”为己任，但在方式上却有所区别。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在他看来，“仁”是君子所必备的品德。何谓“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才算是具备了“仁”的品德。又何谓“礼的规范”？孔子以为，就是周礼，即礼所制定的政治秩序。因此，儒家讲“仁爱”，其实是有亲疏尊卑之分的，这种“仁爱”，是有差等的，因人而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从此句可看出，孔子认为只有贵族才具有“仁”的品德，而普通的百姓不可能具备这一品德。这也从旁佐证了儒家的“仁爱”是有等级之分的这一观点。“仁者爱人”，既然普通百姓都不具备“仁”的品德，又如何去爱人呢？所以，只有上位者才能以“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去爱人，且这种“爱”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向外推广的，根据远近亲属而有所区别。

　　孔子时时强调等级秩序，是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去看待“仁爱”的，墨子则立足于整个社会，试图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认为要“兼以易别”，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即爱不应有亲疏、厚薄的差别，而应该要做到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要“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墨子以为，只要能普遍实行“爱人若爱其身”，那就能达到一切“和调”[2]70。“仁”在墨子看来并非是对周礼的恢复，也不是出于主观动机的忠恕之道，而是以利人、利国为具体内容的，更注重行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相比儒家鲜明的贵族立场，墨子所提出的“兼爱”思想更能反映出平民百姓想要消除上下贵贱等级之分的愿望。

　　（二）对于义利的观念

　　比较儒墨两家思想，最明显的区别便是儒家常说“仁义”，而墨家常说“爱利”。在上述对“仁爱”的分析中我们可知两家都讲爱人，只是在是否要分等级这一问题上有所分歧。而在义利问题上，儒家重“义”，而墨家重“利”。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可见，在孔子看来，“义”与“利”是相互对立的，认为太重功利便无法达到仁义的境界。他将“利”看作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将“义”看作是君子才能达到的一种主观精神境界。而墨子却将“义”与“利”统一起来，他所谓的仁人义士绝不像儒家那样脱离实际利益而空讲仁爱，而是具体实行“义”的行为[3]37。在墨子看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才是“义”，是实际有利于国家百姓人民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

　　三、政治观念上的区别

　　（一）对于治国的观念

　　在治国理念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即以“德治”来统领政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见孔子反对用法治刑罚的力量来统摄百姓，而希望由道德的教化使百姓具备羞耻之心，自觉从善。如何实现道德的教化？就要通过“礼”，用一系列的礼制标准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其实在孔子整个的思想中，我们都能明显看他的政治立场，他始终都是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而墨子在治国方针上主张“尚贤”，即崇尚德才兼备的人。“国有贤良之示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他认为选贤任能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根本要素，好的国君应该以鼓励、选拔和任用贤能之士为己任。但是墨子认为的贤者的才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取的，且不分出身的贵贱、血缘关系的亲疏。这与孔子所讲的天生具备仁德才能的君子是全然不同的。这也反映出墨家所代表的平民阶层要求平等、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参与国家管理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