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而文学艺术作为这个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颇受毛泽东的重视，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动的各种针对文艺的运动都体现着毛泽东的这种重视，从中也可以分析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容和特征。列宁斯大林主义是这个思想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列宁主义；斯大林；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33-02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文艺思想也渊源于马克思主义。不过毛泽东革命的道路是曲折复杂的，对于他思想的来源要做认真的考察，他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当我们开始革命时，我们还未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接触了机会主义。我年轻的时候，甚至没有阅读《共产党宣言》。”[1]对于他年轻时候复杂的思想来源，他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但是我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2]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开始慢慢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和《共产党》等刊物上，他读到了一些关于马恩和列宁的专著，逐渐成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随着革命的展开，他失去了阅读更多马恩著作的机会，学习一度停滞，直到长征结束在延安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在延安毛泽东首次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时期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熟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的一些文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很多学者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后指出：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部分“实际上追随的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3]。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代表之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理论方面主要参考了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4]。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学、人民文学、文学阶级性和文艺工具论等几个核心的概念，和列宁的文艺理论一脉相承。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接受列宁的文艺思想呢，季水河在《毛泽东与列宁文艺思想比较研究》里以深情向往俄国、相似的革命性质和任务以及相似的性格来归纳，可谓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但是他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为什么能这么容易地接受列宁主义这种外来的思想呢？一般来说，外来思想要和本土思想融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够满足本土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是能够和本土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相适应。”[5]第一点季水河的文章中已经提及，而第二点他没有注意到，在中国传统的文论中向来有文以载道等观念，文艺服从政治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到20世纪则更甚，各种文艺流派都在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所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早就在毛泽东心理扎下了根。

　　除了列宁，斯大林对文艺的看法也影响了毛泽东。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都是毛泽东非常注意的文章。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应是“无产阶级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的统一。他反对脱离特定的时代来抽象地和笼统地提倡或反对民族文化的口号，认为在资产阶级统治时代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口号，应加以反对，而到社会主义时代则应“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6]。这是对列宁“两种文化”论的继承与发展。斯大林还十分重视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方面，在1934年8月的《致苏联电影管理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的信中，他指出电影是“最具有群众性”的文艺事业，它“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特别巨大的可能性”，它具有“一种巨大的，不可估计的力量”。他还向广大的电影工作者以及所有文艺工作者发出战斗的号召，要求运用电影这一工具，努力表现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他还在信中点名表扬了苏联电影《夏伯阳》，称这是“歌颂苏联工人和农民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伟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关于文艺特别是电影的论调，深深影响了毛泽东，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电影界。1951年4月22日，陈荒煤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强调“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要的在于这部作品是否真实地表现了革命的新人的典型……我们并不是说，落后的东西根本不可以写……这些落后的东西到底只能是在表现新生活，新人物在前进中，作为一定的和必须被克服的工作中的困难和缺点而出现，是光明的陪衬。”此后，文艺界人士为了配合党的要求，在作品中刻意忽略“先进人物”的缺点、对其进行美化、从而达到塑造光辉英雄形象的目的，成为一种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文艺界的状况与苏联当时颇为相似，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苏联文学界派别林立，文学团体众多，论战连绵不断，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创作活动。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经过认真考虑，于1932年4月23日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定解散拉普等团体，组建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并成立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的作协筹委会，负责有关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和筹建作协的具体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召开的第一次、第二次文代会仿照的就是这种模式。文代会取得了与苏联作家协会成立相同的效果，承认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纲的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另外斯大林在文艺批评中给竞争对手胡乱“戴帽子”的做法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7]。受斯大林之命，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日丹诺夫在文艺圈内四处寻觅文艺作品的“唯心论”、“资产阶级成分”，日丹诺夫甚至对音乐家使用打击乐横加责难，说是消磨革命斗志的靡靡之音。对于抽象派的绘画艺术，他更是无知，愤愤地说这些画只是一堆疯子的玩意。斯大林还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严密监控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包括大中小学和教育机构。任何文字语言和形象，只要涉嫌对苏维埃制度不满，就以“国家罪”论处，甚至不经审讯就可以秘密处决。在斯大林时代，像阿罗谢夫、巴贝尔、加切夫等很多文坛俊杰，都先后被斯大林投入集中营，最后死于非命。斯大林认为，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们，没有革命理念和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仅从道德上和政治上判他们的死刑还不够，还必须剥夺他们的生命。当然毛泽东不赞成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作家，延安整风的经验告诉他，他需要做的是公开批判和群众运动，给这些作家造成精神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