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阐释空间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动荡不安、战火弥漫,中国人为了争自由、求解放,经历了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新中国建立的过程,是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浴血奋战的成长过程。由于共产党不仅代表了广大的工农大众的经济和政治诉求,也让不少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看到了民族和国家自省、自立、自强的希望。所以,依靠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军队,依靠社会各界精英构成的统一战线,共产党驱逐强虏、打败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这个过程,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当代中国人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主要脉络和价值立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纸质传媒还是最主要的传播平台,读小说是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内容,许多读者正是通过阅读《红旗谱》《播火记》知道“朱老忠”是如何揭竿而起后在“贾湘农”的感召、引导下,而成为后来的“姜大牙”“李云龙”的;正是通过阅读《青春之歌》了解了“林道静”为什么会舍弃“余永泽”去接近“卢嘉川”“江华”,而最后成为“林红”的;正是通过阅读《红日》晓得全副美式装备的黄埔名将“张灵甫”怎么会败给小米加步枪的“石东根”“沈振新”的;正是通过阅读《林海雪原》而明白盘踞在深山老林里的千年悍匪“座山雕”“许大马棒”们是如何被“少剑波”带领的解放军小分队消灭掉的……正是数以千计的红色经典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可以让读者从不同时段、不同侧面去形象、真切地认知中国革命的风貌,去感知20世纪上半叶神州大地的起起落落、分分合合、风雨沧桑。而影视作品的成功的改编演绎,可以让那些历史故事的画面更加细腻丰满、生动形象、鲜明感人。 优秀的红色经典文本,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昨天的风云变幻,也可以点燃他们的激情,陶冶他们的灵魂,培养他们的人格操守。抵御外辱、平息祸乱、统一国家的战争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古人修齐治平的人身追求得到了现代诠释,许多热血男儿、许多巾帼英雄,为了拯救民众、国家,为了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美好理想,而不畏艰险、洒血疆场、慷慨赴死、马革裹尸,上演了一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生大戏:韩英生为人杰、死做鬼雄(《洪湖赤卫队》);江竹筠大义凛然、笑对酷刑(《红岩》);肖飞只身买药、过关斩将(《烈火金刚》);刘洪飞车历险、慑敌魂魄;(《铁道游击队》)……许多读者在捧读这些红色经典的精彩文本时,或静思默想、潸然泪下,或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或颐然一笑、拍案叫绝,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的种子就这样春雨润物般地萌生了、成长了。这个浮想联翩、情感滋润、灵魂净化、人格提升的接受过程,既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教化的过程,也是美育实现的过程。红色经典影视改编作品重新建构的审美平台,在道德滑坡、人文精神苍白的当下,无疑是可以重新燃烧激情、点亮理想的美的教育的课堂。 第三,红色经典文本的战争题材、英雄情愫、冒险情节、传奇色彩等文学元素的陌生化效果足以让当下的各个年龄层次的接受者高度关注、兴奋不已,甚至心驰神往、迷恋其间,具有较强的娱乐和消遣功能,这也是当下许多影视制作人热心改编红色经典的重要原因。金庸作品、张恨水作品、二月河作品广泛传播所具备的大众文艺要求的元素,红色经典文本都程度不一地具备了,改编作品如何合理地将这些元素强化、放大,争取像金庸、张恨水、二月河作品的影视改编文本那样,去赢得千千万万的观众、去创造收视率的新高,那就看红色经典改编者的艺术修为与造化了。 红色经典的改编原则 红色经典的改编是建构,而不是解构。改编者的心态必须是郑重庄严的,可以有市场化的功利追求,但不能作为惟一目的。如雷达先生所言,必须做足功课,完成相应的艺术准备,还得具备相应的美学观念、遵从相应的艺术原则。红色经典改编的美学观念和艺术原则,借用严复先生关于翻译的“信、达、雅”三个关键词作为总的原则,试分析、说明红色经典改编作为二度创作应该掌握的“度”。
“信”就是改编者对原作及其反映的历史事件要高度尊重、充分了解,不宜信马由缰地“戏说”,甚至“胡说”,改编中情节的扩充、人物关系的调整、新的人物的补充,都不能与原作的价值观念和美学精神有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信”有两层含义:一是虔信,就是要求改编者对原作要高度尊重,不宜信马由缰地“戏说”,甚至“胡说”,改编中情节的扩充、人物关系的调整、新的人物的补充,都不能与原作的价值观念和美学精神有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如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中的侦查英雄杨子荣“多重性格”的刻意挖掘,而编织众多庸俗的感情纠葛,完全破坏了英雄人物的主导性格和情感逻辑,也破坏了艺术真实,人物形象的性格特色距离原著太远,评论界和观众都难以接受,所以招来骂声一片;二是实信,就是要求改编者对原作表现的历史事件、时代背景要有足够的认知和充分的了解,改编者在改编中的增减详略处理都应该具备一种不与历史理性相悖的见识的自信。在此基础上,改编的影视作品的场景、服装、道具、台词都应具有相应的时代意味、历史意味、文化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