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干预叙述者

　　干预叙述者常常主观地介入故事之中，在不中断叙事的情况下以简短的文字阐明其看法，或用一些含意明显的比喻和评估性的形容词表达其倾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叙述者总是居高临下，用一种智性和对人生、命运的深邃洞察讲述故事中发生的一切，充当人物不同情境的解说人。

　　小说第一章便引入了叙述者“我”，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似乎他是一直困扰在我心中的人物，是“我”长年来思考的问题。“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窗台前，而且“我”也明白他内心不知所措的原因，在后面的文章中“我”具体讲了托马斯的故事，“我”成了托马斯心声的感受者与解说者。这一叙述明显地告诉读者，托马斯是“我”一直想着的一个人物，“我”现在正在“回想”他的故事，解说他的人生哲学。在小说的第二部分《灵与肉》中，叙述者通过特蕾莎的视角来讲述她的故事，但是，叙述者却常常跳出故事，进行一段段富含哲理的评论。特蕾莎从小活在母亲的阴影之中，她认不清自己，找不着自我存在的意义，所以她时常照镜子，她想通过镜子来认识自己。“她不仅外表像她的母亲，有时我觉得她的生命也只是她母亲生命的延续。”[5]50“在我看来，特蕾莎好像是她母亲那个粗俗动作的延续……”[5]55这一部分写的是特蕾莎的故事，叙述者却跳出故事，进行“在我看来”的主观评论，敏锐指出特蕾莎极力摆脱母亲的束缚却又永远活在母亲的阴影之下的可悲，同时也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特蕾莎的存在只是她母亲的延续。她一生的逃离与背叛都是试图摆脱母亲的影子，“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比较理解了。这是一场和母亲的战斗。”[5]56叙述者叙述了一大段有关特蕾莎的生活，无非是为了让读者明白特蕾莎反抗母亲，逃离灵肉分离的生活的原因，经过叙述者有理有据的解说，读者“终于可以比较理解了”。叙述者透过托马斯、特蕾莎、弗兰茨、特蕾莎四人的视角来讲叙故事，但叙述者并没有局限在他们四人的视限之内，而是时常跳出他们的视角范围，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分析与评论故事中的一切。米兰·昆德拉并没有向我们单纯地展示故事中人物演绎的悲与喜，而是展示叙述者脑海中的所思所想。

　　（二）非叙事性话语

　　“非叙事性话语指叙述者（或叙述者通过事件、人物和环境）对故事的理解和评价，又称为评论。”[3]103非叙事性话语表达的是叙述者的意识、倾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非叙事性话语大量存在，叙述者在很多情况下暂时放下原本叙述的故事情节，做一段“离题”的哲学思考，这些评论看似游离于故事之外，与所叙故事关系不大，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而言，这一些哲学的探询又是人物真实的处境，是存在主题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说是从哲学性质的思索开始的，叙述者以哲学阐释者的身份向读者“解释”尼采“永恒轮回”的哲学观念以此引出了统摄全书的关于存在的“轻”与“重”的辩证。“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5]5不复回归意味着一次性，“即使它是残酷，美丽，或是绚烂的，这份残酷、美丽和绚烂也没有任何意义。”[5]3永恒轮回——重——有意义，不复回归——轻——没有任何意义。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压着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重荷把人压得无法呼吸，将人钉在地上，但同时也赋予了人充实的生活，真实的存在。相反，没有生命之重，人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和自由都毫无意义”。[5]3轻与重之间，人该如何选择？这两难的境地是托马斯所处的环境，也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两难。托马斯清醒地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他放纵生活，享受轻松，追求自由的生命存在方式，为此他习惯单身，发明了“性友谊”，努力遵守着他的三三原则。在疯狂的性放纵之中，他享受着生命之轻，却又感到这种轻松难以承受。特蕾莎真诚的爱让托马斯感到无法承受之重，她成了他的负担。托马斯既放浪形骸又不随波逐流，他就在这生命的轻与重之间徘徊。

　　小说第六部分：伟大的进军，主要是以萨宾娜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是有关萨宾娜反抗媚俗，不断背叛、逃离的故事，而小说的开头叙述者并没有跟随萨宾娜的视角，展现萨宾娜的所见所想，而是站在故事情节之外，独自和读者一起探讨大便、媚俗。第六部分开头部分写斯大林的儿子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历史事件，接着引出了大便的神学思考。文中的大便是人类的真实存在，每个人生活中都不能缺少，而很多人却回避甚至厌恶别人谈论大便，叙述者由此引出了媚俗，“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讲，媚俗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5]296昆德拉对“媚俗”这一人性中固有的因素进行了哲学性的探讨，并把它上升到人类境况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关于媚俗的整个思考对于小说来说有着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是理解萨宾娜这个人物的关键所在。萨宾娜厌恶媚俗作态。正因为她拒绝媚俗，所以她才能真正理解并喜欢托马斯的“性友谊”规则，她曾说：“我喜欢你，因为你是媚俗的对立面。在媚俗的王国，你会是个恶魔。”[3]14媚俗的世界让萨宾娜极力想“背叛”，为求得个体生命的存在，萨宾娜选择了背叛。在背叛父亲、艺术、丈夫、国家以及情人中斩断一切世俗联系而令秩序无从形成、媚俗无处依附。萨宾娜宣称：“我的敌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3]303她背叛、逃离的目的就是要摆脱生活中的媚俗。叙述者力图进一步深化人们对萨宾娜的理解，深化以萨宾娜这一形象所显示的信念。插入的这段有关大便、媚俗的议论紧紧围绕在有关人生存在的主题探索之中，貌似游离，实则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