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不被人理解的卡夫卡，在精神上是孤独和恐慌的，在现实生活中感觉不到安全感，找不到人生位置，觉得自己是寄居于这个社会和家庭中的流浪者，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为了排解无家可归者的这种孤独和恐慌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焦虑，无奈的他将之诉诸被称为“伪装的自传”的日记、书信和小说中。

　　关键词：卡夫卡孤独精神漂泊生命选择

　　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这句话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不被人理解的生命境况与始终生活在孤独和恐慌中的精神状态。为了排解这种孤独和恐慌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焦虑，个性忧郁内倾的他则将这类情绪诉于被称为“伪装的自传”的日记、书信和小说中。

　　作为自传性很强的作家，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以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敏慧的感悟写尽了无家可归者的孤独情绪和内心的焦虑不安与恐慌。在《饥饿的艺术家》中，随剧团四处演出的“饥饿艺术家”为了达到艺术上的至高境界，为了艺术的无上荣誉，可以挨饿长达四十天，但是他的这种为艺术献身的高尚观念并不被别人理解，就像卡夫卡的写作不被周围人理解一样。当他为“艺术”孜孜追求的时候，观众们很少有人不猜疑他有偷吃食物的行为；那些看守们对他戏谑引诱，不相信他会坚持挨饿到底，“点食不进”；剧场经理也只是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从未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他的极限表演，也从未满足艺术家极限表演的欲求。“饥饿艺术家”从而陷入不被理解的孤独和苦闷中，倍感遭人猜疑的耻辱，最终在他人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达到了艺术的极致，但他的生命也随即宣告结束，被草草埋葬，而代替他的却是一只雄健的豹子。在《变形记》中，旅行推销员格利高尔·萨姆沙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常年四处奔波，可家人只看重他每月所上缴的工资，对他身体的健康与否心情的好坏从不关心；由于过的是一种漂无定所的日子，他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内心的孤独和忧郁无处倾诉，还要随时提防被解雇的命运。这种不安和恐惧让他在“一天早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人是矛盾体，在心灵深处，每个人都不愿意过波澜不兴的平静生活，都渴望过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生活，也都渴望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是多姿多彩充满激情的，但这种多姿多彩的“漂”的生活和生命存在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岁的渐长，大多数人就会对其产生厌倦情绪，毕竟这种生活带给生命中的孤独、不安和恐惧不是任何人都能长期承受得了的，于是他们就开始极力地寻找自己的归宿，寻找一种归属感。卡夫卡在其小说中通过一些人物形象对人类社会中这种好似永远不会改变的宿命般的无奈选择进行了深刻地令人深省地探讨。

　　K要进城堡，乡下人要进“法的大门”，都是为了进入现存的社会秩序，给自己找到生命的归属地。为了进入现存的社会秩序，找到自己的归属，K们想尽了一切办法。K勾引城堡最高统治者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乡下人贵金贿赂门警，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被社会现实残酷的拒绝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过流浪漂泊的生活，一种是完全改变自我，把自己变得和现存秩序的一切都相符合，以便融入自己欲想进入的现实社会。就如《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的猴子红彼得一样，要么逃出栅栏继续过猴子的生活，要么竭尽全力融入人类社会。“我没有出路，但是我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否则我就活不下去”，“我想活下去，我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于是它开始模仿人类，但正如它自己所说，“模仿人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之所以模仿人类，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寻求一条出路”，因为“自由是无法选择的”，这就是选择者的宿命。猴子红彼得通过放弃自己固执的青年时期的记忆，学会了人类的一切，看似已经溶于人类社会，为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处所，它自己也为自己“拥有一个欧洲人的中等文化水平”而沾沾自喜，但在人类眼里它始终不过是一只供他们开心的猴子而已。这就像欧洲的犹太人一样，不论他们怎样学习效仿欧洲人，甚至放弃犹太教皈依基督①，但在社会上，他们的处境一点也没有改变，仍然是一支遭人凌辱和歧视的民族。“他们（犹太人）想在异乡土壤上扎根，他们使出全副心力使自己变得同那些当地人完全一样以便与之接近，然而他们却从未完成那种融合。”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