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不断收缩自我，调整自我，不断向主流社会学习，但学习来的东西又不能使自己获得尊重和信任，于是他们成了“半像小猫半像羊羔的杂种”，“以惶恐不安的心绪”（《杂种》）面对现实中的一切；成了寄居在“教堂里的‘紫貂’”，为了不让别人容易发现，让自己原先淡青色的毛色变得和教堂内墙壁上抹的灰泥浆的颜色一致，把自己禁锢在教堂里，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希望自己生活在一种别人不易发现的隐蔽状态中，时时处处以不安和惊恐的眼神警惕地观察着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因为危险并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非常实际的事情。即便这样，还是时时面临被撵走的命运，好像“流刑营”才是他们永远的归宿。（《在留刑营》）这就是欧洲犹太人真实的现实处境，即使他们最终变成“甲虫”，退回到完全孤绝的生命状态，生活在自己精心营构的“洞穴”中，逃避现实社会中所有的冲突和责任，但还是免不了被驱逐被撵走的厄运，“二战”中这种情形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曾自称是“标准的西方犹太人”。因为他在学校里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的传统教育，在生活中或创作中操持的是德语，在他的作品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犹太”或“犹太人”的字样，对希伯莱语知之甚少，对犹太教的祷告礼仪也采取嘲笑和不恭的姿态，在祷告中他四处转悠，“不停的打呵欠与打瞌睡”③，以致有西方学者断言：他（卡夫卡）一直保持着做一个犹太人世界的局外人。但作为出生于一个在骨子里就非常传统的犹太家庭的的人，犹太教传统就是他的人生和文化宿命，不管他个人接受不接受，在他尚未出生的时候，犹太文化和犹太传统就作为遗传基因渗透在他的血液中了，更不用说平时家庭生活中犹太思想和犹太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了。正如卡夫卡母亲给卡夫卡的恋人菲莉斯·鲍威尔小姐的通信里所说得那样：“我们对待犹太节日就像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一样。……斋日对我们没觉得很难捱，因为我们整年都在为此训练。”④

　　犹太人在两千多年的漂泊和流浪生活中始终没有丧失他们的文化传统，而且让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世人面前展示其迷人的精神力量，依赖的就是富有宗教特性的家庭生活模式。犹太人就是凭借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密切联系，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无时无刻的耳濡目染着犹太文化传统，让家庭成为犹太民族传承其文化传统的最根本方式和渠道。卡夫卡自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应该说承袭了最生活化的、最本真的、也是最富生命活力的犹太文化的根本内蕴，它们已沉淀在他生命的深处，内化成了他的文化无意识，成了他生活的本能和习惯，成了他情感和思维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说卡夫卡在他的创作中始终流露着对犹太人现实处境和残酷命运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也正是他骨子里犹太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使他对犹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悲苦命运十分关注，也正是这种深浸于骨髓的犹太文化才会让他写出对犹太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深入思考的优秀篇章。

　　参考文献：

　　①威廉·C·鲁宾斯坦.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A].叶廷芳编.论卡夫卡[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23.

　　②马克斯·勃罗德.无家可归的异乡人[A].叶廷芳编.论卡夫卡[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81.

　　③程代熙主编.卡夫卡文学书简[M].叶廷芳黎奇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308.

　　④转引自胡志明.卡夫卡现象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38.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