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回溯文学史的概念、发展史，见证了在文学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下文学史书写走向了更加科学理性的道路。之后对于文学史的发展提出了自身的疑问。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例分析了这类作家的文学史叙述。

　　关键词：文学史观；发展；萧红《呼兰河传》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006-01

　　1882年日本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史略》开启了对我国文学发展历程的科学理性书写，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最早始于1904年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自此，古代文学中以作品选集的形式进行的文学记录开始被现代意义上的具有科学逻辑的文学史书写所代替。那么什么是文学史？比较公认的概念是“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辩正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①

　　随着各种文学史版本的相继问世，文学史不再仅仅具有最初的记录文学事件的功能，俨然成为了一种权威的象征。文学史中有关作家作品的理论概括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定论，古代记录文学的作品选集中所具有的的感知功能越来越淡化。在文学史书写如此重要的今天，去评说文学史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研究现象。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提出，这一希冀将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中独立出来的努力开启了“重写文学史”的序曲。1988-1989年《上海文论》邀请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了系列“重写文学史”的笔谈。“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史观开始被一些学者所推重。从五四时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新时期以来逐渐成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都有很多的论文进行梳理和论述。但是文学史的书写应该是记录文学发生的历史，它有其独特的规律，决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整个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一种史观的证明史。诚然，一部科学理性客观的文学史需要在正确的史观的指导下进行，但是“指导”思想不能等同于结果。所以关于文学史观与文学史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不再做多余赘述。对于一部文学史的成书，书写者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大的因素，文学史书写者所依据的文学史观，书写者个人的主观因素等等都会影响一部文学史的内容以及行文的风格。在这些诸多因素中，政治因素占有很大的比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学史观的形成，比较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史对于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忽略，八十年代以后这些作家被重新写入文学史，一度出现研究扎堆的现象。另外一种现象既是之前一些被肯定，被高度赞扬的作家，随着时代因素的沧海桑田，那些曾经惊心动魄的作品让现代人很难去感知，去再现，比较著名的例子即是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茅盾的评价。从传统的批评标准来看，茅盾作为时代的书写者，其作品的重要意义自然不容忽略，然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现代读者对于茅盾作品的隔膜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风云变迁，文学史著作也走向了更加理性客观的道路。20世纪以后的文学史著作，很少再出现哪一部文学史忽略哪个作家，而在另一部文学史中我们发现这个作家又占有很大的比重。那么除了这种因为政治原因导致书写如此巨大差异的现象外，有没有一类作家及其作品在不同的文学史观的烛照下都能被写入文学史，只不过是关注的层面不同呢？

　　事实上，翻阅建国以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可以发现这类作品显然是存在的。这类作品之之所以成为各类文学史书写的必然，是源于其作品内容的立体化，思想的多重性。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即是既有人生飞扬的一面，大的宏观意义上的反抗性，也有生命中本然的恒久的一面。这类作家的作品虽然不如鲁迅先生那类大家的作品思想深刻，写人话物入木三分，但作为文学长河中的星，其闪耀的熠熠辉光是任何一个文学史书写者都不能够忽略的。我们以萧红的代表作品《呼兰河传》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