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位导演,拍戏是一种超现实的感觉,但重心则在于他对于现实的不同看法--这是判断新与旧的分界线。新的电影时代,超现实越来越远;旧的电影则仍在不断地赋予现实的责任感,这甚至无关于数字技术和影像手法。《我是路人甲》是一部传统意义上拥抱美好的电影,角色的命运在影像内外都被赋予祝福,而这部影片的魅力正在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不断重合、不断疏离……重合的是现实性,疏离的是导演的责任感。?导演王晶并非尔冬升的好友,但看过《我是路人甲》后,他在个人微博中称赞:"(尔冬升)真是香港电影领军人物"。这份由衷的感叹来自于老一代人共同的电影
态度,无论新市场的"脑残化"多么严重,哪怕他们老去,无法再把握今天年轻观众的口味,他们仍然可以坚持一种共同的电影观念,哪怕在现实中失败,也显得十分有骨气。
真实与现实,中心与边缘
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的博士诸葛俊在做过横店的调研后,认为"横漂是中国社会发展失衡的大环境问题,是经济过于快速导致的后果之一。"④在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关于城乡社会人群关系、情感状态和生存处境的电影却越来越少。《我是路人甲》这样少见的关注中国社会底层移动性问题的电影,却意外出自一位香港导演之手。
二三十年前,关于电影功能的问题,多取经于克拉考尔和巴赞的长镜头真实理论,创作成就斐然。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在中国乡土社会和城镇的情感茫然和生存困局中又陷入表述的困境。所谓一二三线的城市划分,有着多少个体、团体和社群在情感和现实中挣扎和抉择,但是中国电影极少有反映这一主题的现实作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电影已越来越弱化其自身的媒介功能。面对现实,已经缺乏搜取题材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进而,现实背后的真实性,电影几乎无能触及,现象级电影中充满了虚假和喧哗,并在多媒体方式下带上新的面具。从时间的长河中设想,缺乏真实的艺术将来该如何判断?
尔冬升从一个老演员体验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重置、循环的新起点。他二十几岁在邵氏片场当演员的时候,面对过相似的磨砺和苦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曾有过邵氏片场,台北曾有过中影文化城,这些大片场曾是港台电影最主要的回忆。而今天,发展中的内地影视产业取代了港台的地位,但在形态上重复了港台电影曾经的轨迹。但是,现实并非重演。《我是路人甲》与其看作是尔冬升的回忆,毋宁说是他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观察。中国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多样性超过了港人所有的想象。而多年脱离大陆母体的疏离感,令他们发现的视角更加本质,没有太多遮蔽。
《我是路人甲》是香港导演对于中国社会观察最深人的一部电影。2004年合拍以来就反复说的"接地气"一词,终于得到贴切地展现。较之2007年《老港正传》的红色解读、2009年《十月围城》的历史附会、2010年《志明与春娇》的小人物现实,2015年的《我是路人甲》奠定了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的新里程。北上的香港导演在族群认同和自我定位中,不仅仅了解了内地,还对内地的底层抱以深切的关怀,给卑微者以人生希望,好似长辈对后生的谆谆教导。中国变迁的社会结构成为他们观察现实并进行艺术创造的土壤。
2012年香港政改以来,"香港"的形象在小孩撒尿、港铁进食、占中、机场冲突等系列事件中争议不断。而2004年合拍以来,港产合拍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耗尽过去20年的电影文化积累,港片的风味和合拍能力都备受质疑。相较而言,内地创作一方面已经逐渐把握市场规律,《小时代》等本土电影的都市色彩更胜港片;另一方面合拍对象已拓展到国家文化战略的地步,和美国、韩国、法国这些国家的合拍开始取代与香港地区的合作。从今天看来,香港地区本土电影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从商业到艺术都全面溃败,唯就王家卫、徐克、许鞍华几位老导演撑下门面。
《我是路人甲》的特殊性,在于对合拍的"地域性"提出新的见解。长期以来,内地与香港合拍片中的"同""异"关系难以处置。内地与香港的地域性、文化差异是不可否定的。2010年ECFA赋予台湾电影那么多优惠政策,却并无太大收获正源于此。在《我是路人甲》中,地域问题并非不存在,而是在善意的、平等的基调下处理片中地域间的人际关系,例如吴彦祖、冯德伦和武行打成一片、袁咏仪和群众演员姐们相称地平等聊天、麦兆辉和庄文强主动给万国鹏和王昭培训的机会。事实上,横店镇内充满了港台的各工种电影工作者,影片中的展现不仅仅是真实纪录,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和观点。
97回归后的18年光景,"一国两制"使香港游离于内地政治文化之外,那与内地接触紧密、北上求生的香港导演是外来者的心态'还是民族主义的心迹?《我是路人甲》的每个镜头和每个角色,都在竭力表现一种真实的"横漂"状态。这是族群性,而不是国族性,尔冬升是在一种血缘和语言相近中产生的共鸣。在《我是路人甲》的影像内外,尔冬升的谨慎和冲动是一对矛盾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