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草》看鲁迅的想象力与抗争意识(2)

　　《希望》是"反抗绝望"最充分、最直接的一篇。题目叫《希望》，实际上它是一种"反抗绝望"。所谓"反抗绝望"，并不是一个封闭世界的孤独自我精神的煎熬和咀嚼，而是坚决进行叛逆抗争中感受寂寞、感受孤独的时候，那种灵魂的自我抗争、自我反思。鲁迅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没有对手。在《这样的战士》中，他讲进入一种无物之阵，一切都颓然倒地，要打的敌人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暗夜又在那里呢？……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3]这正如邵荃麟先生所分析的："连真正的敌人都不见，连愤怒都无处可泄，连绝望的战斗都无处战斗……这才是战士最绝望的悲痛，才是绝望以上的绝望！"[14]鲁迅并不甘心于这种绝望，所以他说绝望本身就是一种虚妄，正像希望也是虚妄一样。他虽然赞同裴多菲的话，最后的选择却和裴多菲不同，裴多菲止步了，鲁迅则选择了抗争，所以《希望》这首散文诗实际上就是"反抗绝望"的代名词。
　　《过客》是继《希望》之后又一次对绝望最勇猛的挑战。"过客"是典型的在旷野中匆匆而过的"过客"，这使人想起鲁迅："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15]"过客"就是鲁迅的自我命名。
　　三、悖论语境的成因
　　由上我们可以粗略看出，《野草》中的想象力和抗争意识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谐关系，并成为情感和叙述上的悖论语境。想象力与抗争意识之间冲突的起因很多，它既可以由生命意识的内质引起，又可以由外在生存环境的威逼引起。对于当时的情景来说，这一冲突更主要的不是由生命本身的内质引起的，而是由于生存环境的威逼而产生的。因此，想象力和抗争意识的悖论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生存环境的逼视和探寻了。在《题词》中，鲁迅极其鲜明地概括了他连绵不绝的情感悖论，恰如李欧梵概括《野草》的结构原则时所说的："鲁迅本人在集子完成以后的'题词'中，也将集子内容概括为以下一些成对的形象和观念：空虚和充实，沉默和开口，生长和朽腐，生和死，明和暗，过去和未来，希望和失望。这些都是被置于互相作用、互相补充和对照的永恒的环链里：朽腐促进生长，但生长又造成朽腐；死肯定了生，但生也走向死；充实让位于空虚，但空虚也会变成充实。这就是鲁迅的矛盾的逻辑，他还给这逻辑补充上、染上感情色彩的另一些成对的形象，爱与憎，友与仇，大欢喜与痛苦，静与放纵。诗人似乎是在对这些观念的重复使用中织成了一幅只有他自己能捉住的多层次的严密的网。就这样，他的多种冲突着的两极建立起一个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的漩涡。"[16]想象力和抗争意识的悖论虽然没有明确地被李先生概括进去，看上去也似乎又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立的两面，但细细咀嚼就会发现，这两者属于冲突中建立起来的"一个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的漩涡"。
　　由生存环境的威逼造成的想象力和抗争意识的悖论性冲突的漩涡，集中体现在鲁迅对待群众的思想和感情的态度中。他对群众的看法广泛地散见于他的著述中。在这里我们仅举一例。在《复仇》中鲁迅把群众比作"爬在墙壁上的槐蚕"，并说他们"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当然这也与鲁迅内倾的性格不无关系，李长之认为，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17]，甚至"处处有对群的恶感"[18]"离开了那些无聊的人，亦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
　　用"槐蚕"来形容群众，使人觉得鲁迅是厌恶群众的，但他只是憎恶其麻木和愚昧的劣根性，是"怒其不争"的体现。关于这一点，他曾经这样说过，作为一个启蒙者，如果启蒙的对象持赞同的态度，可以催你上进;如果启蒙的对象持反对的态度，可以激昂你的斗志；如果启蒙的对象既不赞同也不反对，那么启蒙者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同样说出了这个意思："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诞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总是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
　　正是这一矛盾，造成了鲁迅长时间的沉默。鲁迅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就沉默过一次，这次沉默一直持续到1918年，直到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
　　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这种在情感上的痼结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反差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这就是"先驱者已经实现了现代人的强大个性，与民族大多数基本上尚未进入人的'现代化'进程的愚昧状态的反差，先驱者已经意识到的历史必然要求，与事实上没有实现，并看不到实现希望的反差"[21]。正是这种反差，才使得先觉者不断被当作安慰无聊的戏剧送上群众围观的舞台，使他们的牺牲近似于表演，使他们的苦痛近似于麻醉药，让群众这些看客安于自己的奴役命运。
　　这是鲁迅多年来在情感上的一个痼结，这个痼结一直影响着鲁迅。在"五四"退潮以后，这个痼结再一次向鲁迅袭来，他感受了从未有过的寂寞，同时感到无路可走。这次沉默他选择的方法和上次有所不同，不同的焦点是由沉默引出了情感矛盾的冲突。由于无路可走，在内心深处就感到极度的"虚无"，就迫切需要消解因"虚无"而带来的精神上的紧张和逼仄。在这里，想象力已经不再是抗争意识的对立面，而是一种获取抗争力量的交换手段，它使生命有一个短暂的歇息和反思，以便积蓄力量继续抗争。在大自然中，能作为消解场所的，不外乎人们常说的"世外桃源"，而这个"世外桃源"莫过于青空。在现实中，鲁迅作为启蒙的知识分子，要远离群众、远离现实，那只有"逃避"了。
　　鲁迅渴望消解现实的心境折射出内心激烈的矛盾，"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者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22]。我们认为，"人道主义"是指他从事的启蒙事业的艰难性，"无治主义"是指被启蒙者的顽固性。这两者之间的悖论冲突，才使他急剧的性格有所松弛，有时也会有让自己玩玩的悠闲，这才使自己的想象力驰骋于高峻的天空和广漠的旷野，得到一定的调理和放松。当然，这种消解情感上的冲突并非是最终解决的办法，但至少找到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某种平衡，这也许是鲁迅自己确立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平衡法则。我们认为，这种平衡法则，在面对如此顽固的国民劣根性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鲁迅的继续抗争也是一种缓冲和再思考。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沉默只是暂时的。这个寂寞而孤独的灵魂迟早要爆发。鲁迅的这种沉默一方面让人感到一种难以捉摸的强力，常常令人感到困惑和害怕；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鲁迅在短暂的沉默之后，爆发出来的将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绝望的抗争。
　　鲁迅在创作《野草》期间，其思想是复杂而多变的，内心是压抑而苦闷的。在鲁迅的心灵深处，往往有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纠缠和斗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消极因素就是使自己的想象力在高峻的天空和广漠的旷野中任意驰骋，积极因素就是面对严峻的现实进行绝望的抗争。鲁迅在创作《野草》的时期，还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小说。他的杂文更为集中地表现了内心矛盾的冲突中继续勇猛斗争的精神，他的小说更为集中地表现了消极和避让的心境。
　　散文诗是两种文体的结合：它是散文的，同时又是诗的。从散文的角度审视，散文诗是外视点的，它把作者主体情绪有限度地向外释放，即《野草》的想象力向天空和旷野释放。从诗的角度审视，散文诗是内视点的，它将作者的客观愿望富有诗意地表现出来，即《野草》的抗争意识是在现实中绝望地抗战。如果是这样，《野草》中的想象力和抗争意识存在着某种悖论语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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