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视改编的第六个根源，是一种非常愚昧并且有点清教徒意味的观念--认为电影拍起来很简单，看起来很轻松--我将称之为设备神话（Themythoffacility）。首先，设备神话只不过传递了一句关于电影制作的陈词滥调："电影导演只不过是把已有的东西拍成了影片"，它在潜意识里与所谓的"机器主义"（Apparatusism）思维有关。机器主义思维--现在已经声名扫地的工艺决定论--想当然地认为：电影作为一种机械复制手段，只是记录事物外在的表面，因而不可能是艺术。同时，"设备神话"还搬弄了一句关于接受的俗论：正如一位文学教授所言，"坐下来就可以看电影，根本不需要动脑筋"。这话说得真轻巧啊！正如"坐下来翻书（不是读书），根本不用动脑筋"一样。不论"翻"书还是"看"电影，最重要的是理解所看到的或所读到的。

　　从电影制作方面看，设备神话忽略了电影制作过程中必需各种名类繁多的天才和大量艰苦的努力；就电影接受方面而言，设备神话忽略了影片内含的强烈劳动--形象的指认，视觉的辨别，叙事的参照以及观念的建构，既有感知的劳动，也有思辨的劳动。与任何复杂的小说一样，电影也经得住"反复阅读"，就是因为一次性的浏览可能挂一漏万。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次又次反复地观看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RearWindow）的原因。尽管《后窗》是一部改编电影，尽管其中的"悬念"早已淡化，但它的形式却具有永恒的音乐之美。

　　敌视电影和改编的第七个根源是一种潜意识的阶层偏见。换句话说，对电影和改编的敌视，是阶层偏见的一种潜在形式，是社会团体将负罪感社会化的结果。也许是无意识地，电影被它的社群--数量巨大的平民百姓、底层观众--认为是低贱的：生于社会底层，与马戏、杂耍之类粗俗的奇观混迹在娱乐场所。通过以阶层为基础的二分法，文学对电影的通俗性报以间接的、言不由衷的尊敬，电影则对文学的威望心悦诚服。据此而言，电影改编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源文本（小说）的"简化版"，被用来取悦布尔迪厄（Bourdieu）所谓缺乏"文化资本"的观众，这样的观众更喜欢的是娱乐的棉花糖，而不是文学的美味佳肴。针对电影改编最常见的指控--粗鄙化（vulgarized，源于拉丁语的"vulgus"或"people"）--带有这种在语源学上的偏见痕迹。同时，它还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性别分裂，一方面映射粗俗、喧闹、工人阶层的男性观众，另一方面映射慵懒、消遣、耽于幻想的女性观众。

　　敌视改编的最后一个根源是对寄生性（Parasitism）的指责。电影改编被认为是文学的寄生物；它们钻进源文本的身体，然后盗走它的元气。有几次听到杂志上的评论声称某个电影改编"榨干了"原作的生命？[16]电影改编被视为对小说的图解，评论家也急不可耐地抛出相同陈词滥调--改编只是小说的"经典插图版"。正如卡米拉·艾略特指出的，电影改编被认为是一种双重"不足"（Less）：它们不如小说，因为它们只是拷贝原作；它们不如电影，因为它们不代表"纯粹的电影"。它们"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缺乏"代表性的演说"[17]。改编理论和批评提供了一系列这样的"双重束缚"和"矛盾军规"（Catch22s）。一部"忠实的"电影被认为缺乏创造性；一部"不忠实的"电影则被认为是对原著可耻的背叛；对文本"与时俱进"的改编，会因为没有尊重原著的时代而备受责难；古装剧非常尊重原著的时代，却被苛责没有赋予文本以"当下性"。如果电影改编直接地表现原小说的性爱篇章，它就会被指责色情；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被指责懦弱。结果，改编者好像总是会输。

　　二、"后学"的影响

　　同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颠覆了上述诸多偏见和等级，由此间接地影响了我们关于电影改编的对话。上世纪60、70年代，结构主义符号学将所有的表意实践都看作共享的符号系统，符号系统产生的"文本"与文学的文本一样值得仔细推敲，由此废除了小说与电影之间的等级制度。与此类似地，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Inter-textuality）--根源于并且直接翻译了巴赫金的"对话论"（Dialogism），以及热奈特（Genette）的跨文本性理论（Transtextuality），强调文本性的无限流转，而非后一种文本对前一种形态的"忠实性"，也影响了我们对于改编的思考。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对文学批评与文学之等级令人振奋的摧毁，更是拯救电影改编于水火之中。电影改编被比作一种阅读和批评小说的形式，因此不必从属于或者寄生于原作。

　　尽管互文性理论确定无疑地改造了电影改编研究，但后结构主义的其它方面还没有被列入反思改编性质与实践的名单。例如，德里达的解构观念，就彻底废除了严苛的二元论，支持"相互内卷"（Mutualinvagination）的观点。解构理论也废除了"原作"与"摹本"之间的等级。在德里达看来，原作灵晕般光辉的威望，与摹本毫不对立。相反，原作的威望恰好是由摹本创造的。没有摹本，原作概念就毫无意义。进而言之，电影作为"摹本"，也可以变成"原作"，供后来者摹仿。相应的，一部改编电影，并非一定就比作为"原作"的小说差。德里达关于"原作"的批评，确实与电影改变密切相关。事实不断证明，很多所谓的"原作"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对更早的作品的摹写：《奥德赛》（Odyssey）可以追溯到佚名的口头传说，《堂·吉诃德》（DonQuixote）源于骑士文学，《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Crusoe）源于游记报道。如此之类，不甚枚举。